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苗 勇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确立了依法治国的纲领。1999年宪法修正案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通过努力，法制建设在中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毋庸讳言，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里，企望用五十多年的时间，尤其是我国的法制建设真正发轫于七十年代末，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就建立起先进发达的法治社会，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罢了。在当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等悖于法治精神的言行，每每发生。这些不良现象，严重阻碍了法制建设的进程。此类问题的产生，不仅有体制上的根源，更存在着观念上的原因。在相当多公民的头脑中，包括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视法律为驭民之工具，无视法律的崇高地位，法律对己有利时便用，无益时就不执行。媒体报道：四川某县一位负责人，当检察机关准备逮捕他手下一位贪污、受贿的干将时，这位“大人”竟自恃“权威”，号令检察官：不经我批准，不准逮捕。后又百般阻扰，结果自己也因犯妨害公务罪而锒铛入狱。此类毫无法治观念的官员，在现实生活中，恐不少见。为了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笔者深感到，在我们的社会里，应大力倡导“法律至上”的观念，确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在公民中，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牢固树立了这一观念，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将日趋完善发达，中国的前途将更加辉煌灿烂。正如江泽民同志于1996年2月8日在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家福讲授的《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后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一个重要任务是要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 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公民自觉守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权益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①因此，在当今，强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意义十分重大。而要树立起这一观念，首先必须认清提出这样一个论断的事实、法律及理论的根据。
1、没有法律至上的观念，也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可言，这是历史的 深刻教训。1949年2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就彻底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法律体系。但是由于我们党对法治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更多倡导的是人治思想，因此，在“破”的同时，并未真正重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工作。当时，党内外普遍认为，法律是政治的工具、阶级斗争的武器。当感到有用时，就重视法律的制定。当认为价值不大时，就将其弃之一旁。建国不久，国家领导人感到国家的政治体制亟需法律来加以确定，便于1954年9月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但从1957年开始至1976年，由于所谓阶级斗争的需要，党和国家由开始轻视法治发展到彻底抛弃法治，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十年浩劫，《宪法》名存实亡，公检法被砸烂了。大搞群众办案、群众专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建设的悲剧，更是法制建设的悲剧。据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谈到复查纠正文革中冤假错案透露的数字，“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共判处刑事案件120余万多件。到1980年6月底，各级法院已复查113万件（其中，反革命案件27万件，普通刑事案件86万多件）。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25万多件，涉及当事人约26.7万多人。反革命案件中冤假错案比例约占64%，有些地区达70%——80%。普通刑事案件中冤假错案比例占9%。在改判纠正的反革命案件中，包括因刘少奇同志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案件2.6万多件，涉及2.8万多人。②这种肆意践踏法治的历史，固然有深刻的的社会历史原因，但与国家领导人及广大人民群众视法律为手中的工具，轻视法律的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可见，没有法律至上的观念，也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的存在。
2、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也就是维护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法律至上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不相矛盾，而是高度统一的。一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要加强 党的领导。《宪法》充分肯定了党的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是母法，任何其他法律都不得与之相抵触。因此，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这是显而易见的。二是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而法律也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是与党的性质是一致的。1979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保证法律实施的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其中说：“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首先就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威信。”关于确立法律至上地位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关系问题，十五大政治报告做了科学的说明：“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对此，法学博士郝铁川讲得好：“依法治国意味着人民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地位的确认、对党的执政权利的新的配置。”③所以，我们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就必须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忠实于法律，便是忠实于党，便是充分实践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违背法律，便是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便是对党的一种背叛行为。
3、法律至上的观念，也是《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所确立的。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原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第五条又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这里，宪法明确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没有法外特权，必然是以法前平等为必要条件的。而法律至上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逻辑结论。党章在总纲中表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党本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因此，党的章程明确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是守法的模范，党没有一丝一毫的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可见，法律至上，是由国家根本大法和党的最高章程所确定的。
4、法是人民意志、利益的体现，法律至上也就是人民利益至上，法律至上是形式，人民 利益至上是内容。我国的法律，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权力机关所制定的，其内容是反映了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是为了维护人们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秩序的。法律只是反映人民利益的一种形式。尊重法律，便是尊重人民利益；维护法律，便是维护人民利益；亵渎法律，便是亵渎人民利益 ；损害法律，便是损害人民利益。对此，董必武同志指出：“我们国家法制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所以，违反国家法制，就是违背人民意志。列宁在论到签署土地社会化法令时曾指出：‘大多数人的意志，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列宁这段话，对我们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④因此，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便是树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一个践踏法律的人，是从来不会把人民利益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的。
5、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才能有效地控制和约束权力，才能真正建立法治社会。众所周知，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切公共权力都受法律的控制和约束。郝铁川说：“法治与人治的分水岭，根本不在于是不是由人制定、靠人实施，而是权大还是法大。具体说，当法律与掌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最终控制、支配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若是前者，那就是法治；若是后者，那就是人治。因此，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通俗说来，就是能不能管住‘一把手’。能管住一把手的，就是法治，管不住一把手的，就是人治。”又说：“中国法治的关键是：管住‘一把手’！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存在！”⑤之所以要用法律来制约权力，是因为权力具有特殊性和人格化的特点，任何一种权力都是要有人去实施的，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感情，权力往往会被使用不当和滥用。西方政治学公认：权力有绝对腐败的趋势，而没有制约的权力绝对腐败。而法律，是治吏、约束权利的最好方法。如果我们不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以权压法，用权弄法，那么，权力也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制约，就必然会被滥用，社会就无法治可言。因此，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用法律来制约权力，才能使公权真正为老百姓服务，才能建设真正的法治社会。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在他的判词中说，“对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位臣民来说，不管他多么有权有势，我都要用上托马斯 富勒300年前的一句话：‘你决不是那么高贵，法律在你之上……’”⑥一位学者说得好：“法治秩序的确立必须要满足如下的条件：必须以建立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上的，体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原则的 法律制度为载体，必须 以法律至上权威为核心。”⑦在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每一位公民、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我们的检察官们，更要牢固树立这一法治精神。因为，我们肩负着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任。我们如果没有法律至上的观念，没有为捍卫法律尊严而勇于拼搏乃至献出自己一切的大无畏的气概，我们也就不配做一名检察官。一名优秀的检察官无不是把法律奉为圭臬、视法律为“上帝”的法的忠实的奴仆和忠诚的卫士。



注：
①《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07页。
②《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汇编》，第2—3页。
③郝铁川著：《法治随想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75页。
④《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选读》，司法部法学教材编部编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7页。
⑤郝铁川文，《法治的关键：管住“一把手”》，1999年7月21日《检察日报》。
⑥丹宁著：《法律的界碑》扉页，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⑦江启疆著：《法治——中国市场经济的独特视角》，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苹果》一案中的刑事法律关系评析

　　　　　　　　　　　　　　　　　　　　　方晋晔

近日，由李玉导演，范冰冰、佟大为和梁家辉主演的都市题材电影《苹果》，由于擅自将未经审查通过的含有色情内容的影片在互联网上传播及制作音像制品，遭到国家广电总局的封杀决定。先前，就对《苹果》这部电影有所耳闻，此次广电总局的封杀，反而激起了我一睹为快的热情。当然，是否封杀对于我观赏这部电影没有丝毫的影响，自从有了BT，这个世界上电影院就与我绝缘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色情内容，与《色戒》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于当年的《周渔的火车》更是稍逊一筹，不知为何会遭遇如此之境况，个中原因，我无从探究。倒是《苹果》中纷繁复杂的关系极大地触动了我的职业敏感性，让我产生了不吐不快的冲动。
一、 林东（梁家辉）强行与苹果（范冰冰）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
案情：年轻漂亮的外来打工妹刘苹果一次与小姐妹喝醉酒后，被路过的老板林东撞见，刘苹果酒后失态，主动挑逗原本好色的林东，林东便趁机欲与刘苹果发生了性关系。在林东的强吻下，刘苹果清醒过来，一开始极力反抗，此时林东使用蛮力将其强行按倒并奸入，而这一幕恰巧被苹果丈夫安坤撞见。
评析：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当被害人因为酒精或药物的影响，而无法拒绝进行性行为时，与其发生性行为也被视为强奸。（正如本案中林东趁机与醉酒的苹果发生性行为，并且该性行为不是苹果自愿的）。因此在本案中，林东违背苹果的意志，乘苹果醉酒时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然而事后林东辩称这顶多只是偷情，还反咬一口，声称是苹果采取的主动，“你后来不也挺爽的吗”。在片中，我们看到苹果后来确实停止了反抗，被安坤发现后亦未呼救。那么，是否如林东所言，其行为不构成强奸呢？这就涉及到强奸罪中女子半推半就的问题。所谓半推半就是指行为人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时，该妇女既有“就”的一面即同意的表现，又有“推”的一面即不同意的表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中指出：“在办案中，对于所谓半推半就的问题，要对双方平时的关系如何，性行为是在什么环境和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发生后妇方的态度怎样，又在什么情况下告发等等事实和情节，认真审查清楚，作全面的分析，不是确系违背妇女意志的，一般不宜按强奸罪论处。如果确系违背妇女意志的，以强奸罪惩处。”因此，如果综合查明和判断“就”是主要的，则属假推真就，则不能视为违背妇女意志而以强奸罪治罪科刑。反之“推”是主要的，则应认定为违背妇女意志，应当以强奸罪论处。
强奸罪侵犯的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性行为的权利。因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认定是否构成强奸罪的关键所在，也是司法实践中难于认定是否强奸的关键。违背妇女意志，是指没有得到妇女的同意而强行与之发生性交的行为。因此判决是否违背妇女的意志，关键要看妇女对发生性行为是否同意，至于妇女表示同意是在发生性交之前还是性交过程中，均不影响同意的成立。
妇女是否同意不能以有无反抗为标准。由于犯罪分子在实施强奸时所采用的手段和所造成的客观条件不同，对被害妇女的强制程度也相应的有所不同，因而被害妇女对犯罪行为的反抗形式和其他表现形式也有所区别，有的因害怕或精神受到强制造成不能抗拒或不敢抗拒或不知抗拒、无法抗拒。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被害妇女当时有无反抗表示，作为认定是否同意、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惟一条件。对妇女未作反抗或者反抗表示不明显的，要通观全案，具体分析，综合认定。
本案中，可基于以下因素认定林东与苹果发生性关系属于违背苹果的意志：一是苹果与林东仅是雇佣关系，双方不存在感情基础；二是林东采取强行按倒的暴力手段迫使苹果就范；三是苹果担心失去工作，受羞辱后不敢声张和强烈反抗；四是遭受强暴过程中，苹果有反抗行为。综合各方面的情形，可以认定苹果并不属于“半推半就”的情形。此外，女性在男性性器官插入以后，由于生理特点，将导致全身无力，并且带有兴奋感，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再反抗，因此只要妇女在没有被解摸到性器官前反抗就证明是不愿意的，就应该视为强奸。
二、 安坤（佟大为）向林东索要精神损失费，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案情：安坤在目睹林东强奸苹果一幕后，不是采取合法的方式，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打电话给林东，索要两万元精神损失费，并称：“你不给钱，我就告你强奸”。
评析：安坤最后还是选择了接受，没有离婚，但是又心有不甘，于是向林东要钱，两万，就可以善罢甘休。是区区的两万，就可以忍受别人睡了自己老婆。在道德上，安坤这种财迷心窍的行为实是令人不齿，那么在法律上，安坤这样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呢？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威胁，是指以恶害相通告迫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即如果不按照行为人的要求处分财产，就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遭受恶害。威胁内容的种类没有限制，包括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等进行威胁，威胁行为只要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即可，不要求现实上使被害人产生了恐惧心量。威胁的内容是将由行为人自己实现，还是将由他人实现在所不问，威胁内容的实现也不要求自身是违法的，例如，行为人知道他人的犯罪事实，向司法机关告发是合法的，但行为人以向司法机关告发进行威胁索取财物的，也成立敲诈勒索罪。威胁的方法没有限制，既可能是明示的，也可能是暗示的；既可以便用语言文字，也可以使用动作手势；既可以直接通告被害人，也可以通过第三者通告被害人。威胁的结果，是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然后为了保护目己更大的利益而处分自己的数额较大的财产，进而行为人取得财产。行为人使用了威胁或要挟手段，非法取得了他人的财物，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的既遂。如果行为人仅仅使用了威胁或要挟手段，被害人并未产生恐惧情绪，因而没有交出财物；或者被害人虽然产生了恐俱，但并未交出财物，均属于敲诈勒索罪的未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对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规定如下：1、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一千元至三千元为起点；2、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因此，在本案中，安坤以向司法机关告发林东强奸苹果为由向林东进行威胁，索取财物的行为，已属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行为，成立敲诈勒索罪。由于林东并未产生恐惧情绪，也未交出财物，因此，安坤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罪的未遂。
三、 安坤贿赂医生以篡改婴儿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是否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案情：片中最为荒诞可笑的是，两个家庭四个人签订了生孩子协议：如果是林东的孩子林东会给安坤12万。可天不遂人愿，这孩子偏偏是安坤的。此时的安坤已完全掉进了钱眼里，为了拿到协议中的12万，安坤用4000块钱买通了医生，改了孩子的血型，以让林东认为是自己的孩子。
评析：当前在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中，医生利用其职业权力收受商业贿赂的行为比较突出，危害性较大，社会反映非常强烈，影片中所反映的也正是这一社会现象。以前，我国刑法仅规定有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而医生并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大多数都没有作为犯罪来追究。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163、164条进行了修改，新设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此，刑法修正案（六）对第163、164条的修改被看成是医生拿回扣构成犯罪的法律根据。
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需具备以下条件：
1．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要求公司、企业人员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这里的“不正当利益”，是指非法利益，即法律规定禁止行贿人得到的利益，如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以推销伪劣产品等。如果不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构成本罪。在本案中，安坤向医生行贿的目的是为了篡改孩子的血型从而骗取林东的12万元，属于刑法上的不正当利益。
2．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给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但是，《刑法》第389条对行贿行为构成行贿罪并未明确规定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或者必须情节严重。这并不意味着行贿罪的构成没有行贿数额或情节方面的要求。行贿罪与受贿罪在刑法理论上属于对合犯，行贿人以私利收买公权，受贿人出卖公权换取私利。这种对合性决定了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构成犯罪应当具有统一的标准。刑法典对构成受贿罪的原则规定应当同时适用于行贿罪。参照受贿罪的构成标准，原则上，行贿数额较大的，才能构成行贿罪。数额较大的起点应当以5000元为标准。行贿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才能构成行贿罪。行贿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又较轻的，只能以一般行贿行为论处。在本案中，安坤只给了医生4000元，还不满行贿罪的定罪标准，因此只属于一般行贿行为。
四、 安坤骗取林东12万元出卖孩子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或者遗弃罪
案情：如前所述，安坤篡改了婴儿出生的医学证明，让林东误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从而骗取了12万元。
评析：安坤抱走孩子后，林东自问，我还能相信谁，这个世界谁还可以相信，是啊，连孩子的血型都能花钱改掉，你还能相信谁？然而，这不仅仅是一场信任的危机，此时，刑法应该介入了。因为，安坤已经涉嫌构成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往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从实质上说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如果欺诈内容不是使他们作出财产处分的，则不是诈骗罪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必须达到使一般人能够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对自己出卖的商品进行夸张，没有超出社会容忍范围的，不是欺诈行为。欺诈行为的手段、方法没有限制，既可以是语言欺诈，也可以是动作欺诈；欺诈行为本身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即有告知某种事实的义务，但不履行这种义务，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或者继续陷入错误认识，行为人利用这种认识错误取得财产的，也是欺诈行为。
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根据本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诈骗罪的数额较大，以2000元为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诈骗未遂的，不构成犯罪。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因此，在本案中，安坤篡改婴儿的血型，使林东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将孩子误认为自己的，从而支付给安坤12万元，确属诈骗无疑。然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在本案中，安坤使用欺诈方法骗取了财物，但同时交付了自己的孩子，这又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呢?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要求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安坤交易的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然不构成拐卖儿童罪，但是他又并非迫于生活困难、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的情形，而是为了那区区的12万元，使孩子的母亲苹果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使林东受到了蒙骗，情节恶劣，笔者认为，可以按遗弃罪处罚。
五、 安坤强行抱走孩子的行为，是否构成绑架罪
案情：安坤收了钱后反悔，将钱还给林东，想要回孩子。一次，他潜入林东的家中，将孩子偷走，林东无奈，向公安局报案，称其孩子被绑架了。
评析：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对于偷盗婴儿的案件，应当按偷盗婴幼儿的目的不同，分别定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勒索财物为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应当以绑架罪定罪，并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则应当以拐卖儿童罪定罪，并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在本案中，经过亲子鉴定，孩子确属安坤的，安坤抱走的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其目的仅仅是要回自己的孩子。在法律上，安坤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依法享有对孩子的抚养、教育、管理、保护的权利。林东不是孩子的合法监护人，其对孩子没有抚养、教育、管理、保护的权利，所以，安坤可以要回孩子，其行为不构成绑架罪，但其偷进他人房中抱走自己的亲生孩子，虽不违法，也是极为不妥的。
影片结束了，苹果带着几个月大的孩子，一人离开了林东家，走向了远方。可是生活还要继续，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还有多少个林东和安坤，还有多少悲哀和无奈……“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这也许是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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