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33个城市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危害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及出行安全。引发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是大气中的可入肺颗粒物（PM10和PM2.5）含量严重超标。其中，PM2.5的含量相对较高，属主要诱因。2013年1月12日北京17个PM值监测子站的PM2.5监测结果超过500微克／立方米，属六级严重污染。当然，造成大气中PM值超标的原因很多，不仅与化石能源使用、气温回升、风速变缓、城市布局等因素相关，而且也与发展理念、环保技术、法律政策等密切相关。其中，借助于立法完善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可入肺颗粒物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在工业化进程中，英美等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大气污染现象。这些国家主动应对，积极探索，颁布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相关立法，大气环境质量逐步得以改善。伦敦大雾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积极采取立法应对，如1954年伦敦市通过了治理污染的特别法案，再如1956年英国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案》。依据相关立法，伦敦市采取了关闭市内发电厂、强制提高烟囱高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强污染处罚力度等措施，大雾天气在短期内得以有效治理。美国早在1997年就提出对PM2.5进行监测，并把其纳入强制性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有效的减少了可入肺颗粒物的排放量。此外，美国治理二氧化硫排放的经验，也可供我国借鉴。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确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并通过修订《清洁空气法案》的方式将排放权交易机制上升到法律层面，借助于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其他相关机制，30年（1970年-2000年）减排了约47.6%的二氧化硫。

　　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是最重要的大气环境治理立法。依据该法，环保部门加强了对大气污染排放的监督和管理，确立了大气污染物排放申报、排污收费、总量控制、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等相关制度。1996年修订通过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将PM10纳入标准体系，2012年修订通过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则进一步把PM2.5纳入环境标准体系。将可入肺颗粒物纳入强制性的环境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政策制定的巨大进步。然而，受制于立法理念、立法技术等原因，防治可入肺颗粒物的相关立法却存在着立法目的偏失、监督管理体系混乱、调控手段不健全等问题，立法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需要尽快加以完善。本文对应对雾霾天气的相关立法提出如下完善建议：

　　第一，调整立法目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把 “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立法目的。其实，立法目的二元论，即《大气污染防治法》既要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不能不说两者存在着冲突，在立法实施过程中，很难在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往往后一个目的会占据优势，导致法律实施效果较差。为了克服这种情况，应以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观为指导，修改相关法律的立法目的，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中，在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关系时，摒弃传统环境立法所强调的协调发展理念，确立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法律地位，突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如果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发生冲突，应当以生态利益为重，使经济建设在环境质量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第二，明确监管职责。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我国对包括可入肺颗粒物在内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制采取了环境保护部门主管，其他相关部门分管的模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渔业管理等部门则根据各自的职责对机动车船污染大气实施监督管理。其中，我国围绕着环保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所制定的相关配套性立法较多（如《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办法》），两者的大气环境监督管理职责较为明确。与之相比，关于交通、铁道、渔业等其他部门的相关配套性立法却严重缺失，这些机构的大气环境监督管理职责还较为抽象。由于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具有环境保护职能的部门都属于县级或以上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行政级别往往相同，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立法对相关部门的环保职责规定不清，往往会引发有利则争、无利则相互推诿的现象，管理体制弊病较多。建议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确立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领导地位，并明晰交通、铁道、渔业等部门在相关领域的具体职责，使得相关部门在处理像雾霾天气这样的大气污染事件时能够各司其职，快速应对。

　　第三，完善相关措施。为了及时有效治理雾霾天气，相关法律措施需要尽快加以完善。一方面，创设新措施。可考虑将区域联合控制法定化，突破环境治理的地域限制，在PM值较高的华北、华东、华中等重点区域率先实施区域联合控制，在核算区域生态环境容量的基础上，以区域内的产业布局、能源构成、气候规律等特点为据，合理分配减排任务，统一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此外，还可以考虑将排放权交易机制引入到可入肺颗粒物的防治领域，用这一基于数量控制的市场机制，激励企业改进治理技术、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逐步削减可入肺颗粒物的排放量。另一方面，改进相关措施。可考虑将总量控制的调控对象扩大到可入肺颗粒物、调控范围从“两控区”及尚未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区域扩展到全国区域、调控依据从目标总量尽快转变为容量总量；提高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从源头控制可入肺颗粒物排放；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内化可入肺颗粒物排放的外部成本；加强对可入肺颗粒物超标排放的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排放的成本；完善PM值监测标准，使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相统一；拓宽大气环境质量信息公开的渠道及范围，加强社会监督等。

　　（作者单位：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WTO与法律研究中心）
　　【案情】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08）津法民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某在本判决后三十日内将使用的位于江津区几江街道长城路1号1-3-1号房屋腾空搬迁交付原告王某。判决生效后，被告张某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搬迁交付义务，王某于2009年6月2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因张某不在江津，2010年12月11日法院依王某申请，裁定终结本案执行程序。2011年11月10日，申请执行人王某申请恢复执行。另查明，本案诉争房屋已于2008年9月16日被王某转让给李某，并办理了过户手续，现诉争房屋产权人为李某。

【分歧】

本案王某在申请执行前已把诉争房屋转让给李某并办理了过户，王某作为申请执行人主体是否适格，对此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某不应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任何人不得要求他人交付自己不享有权利之物。王某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前，已把诉争房屋转让给李某，丧失了对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无权再要求张某将诉争房屋交付自己。（2008）津法民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实际上已无可执行的内容，应驳回王某的执行申请。李某可以另行起诉张某，要求其限期搬出并返还诉争房屋。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应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且是否享有所有权并不是请求交付标的物的唯一法律依据。（2008）津法民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某将诉争房屋交付给王某，张某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王某作为判决书确定的权利人有权申请强制执行。至于李某取得了诉争房屋所有权这一法律关系不能否定生效判决确定的王某的权利。所以，王某有权申请强制执行，为适格的申请执行人。

【解析】

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判决书既判力和执行力理论，王某作为生效判决书确定的权利人，有权申请强制执行。既判力要求法院的判决确定后，无论该判决是否存在误判，在未被其他法院依法变更或者撤销以前，当事人和法院都要受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进行任何意义上的争执。执行力是判决的内容可通过强制执行实现的效力。给付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如果义务人不自动履行，权利人可申请法院强制其履行义务。本案（2008）津法民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作为生效判决书，在未被其他法院依法变更或者撤销前，当事人王某、张某以及法院都要受其拘束。虽然王某不是诉争房屋的所有人，但作为判决书确定的权利人在义务人张某不自动履行判决义务时，王某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必须依据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实施强制执行，将诉争房屋交付权利人王某。

其次，李某为诉争房屋产权人这一法律关系，并不否定王某作为生效判决书确定的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的资格。王某在申请执行前已把房屋转让给李某，李某作为诉争房屋产权人，其可根据与王某之间的房屋转让合同要求王某交付房屋，也可根据所有权法律关系要求占有人张某返还房屋来实现其所有权。但因李某房屋所有权可由王某自动履行交付房屋的合同义务而实现，所以李某并未提起任何诉讼，其诉讼法律关系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李某为诉争房屋产权人这一静态法律关系并不否定王某作为判决书确定的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且恰是在王某申请强制执行并合法占有诉争房屋后，才能根据房屋转让合同的约定履行交付房屋给李某的合同义务。如果法院驳回了王某的执行申请，王某便不能履行交付诉争房屋给李某的合同义务，反而影响了李某合同权益和房屋所有权的圆满实现。此时，李某只能根据所有权法律关系起诉占有人张某返还占有的诉争房屋，这不但增加了产权人李某的诉累，影响了产权人的权益，也浪费了诉讼资源，所以不应驳回王某的执行申请。

综上，王某为适格的申请执行人，法院应依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实施强制执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