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公司纠纷、企业改制、不良资产处置及刑民交叉等民商事疑难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各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纠纷、企业改制、不良资产处置及刑民交叉等民商事
疑难问题的法律适用，现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公司纠纷、
企业改制、不良资产处置及刑民交叉等民商事疑难问题的处理意见》印发
你们，请认真组织相关业务庭及辖区各基层法院进行学习，正确加以适用。
适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院民二庭。
2007年12月6日
附：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关于公司纠纷、企业改制、不良资产处置及
刑民交叉等民商事疑难问题的处理意见
股权确认和股权转让问题
关于股权确认的标准，在审判实践中争议很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以是否实际出资作为股权确认的标准；二是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作为确认
股东资格的依据；三是以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内容作为股权确认的根据。对
此问题，我们倾向于认为股东出资证明、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均是确认股东
资格的重要依据，最终依据哪一标准确认股东资格主要取决于争议当事人的
不同而有所区别：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发生的股权纠纷，一般应以股东名册
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对当事人均为股东的，则应侧重审查投资的事
实；在第三人对公司股东的认定上，则应主要审查工商登记，因为工商登记
对善意第三人具有宣示股东资格的功能，第三人基于对工商登记的依赖作出
商业判断。对于实际股东的问题，我们认为虽然名义股东与实质股东之间的
约定不能对抗公司，但如果公司或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东均明知名义股东与实
质股东之间的关系而未表示异议，则实际股东可以直接向公司主张权利。关
于瑕疵出资股东的资格问题，如果瑕疵出资并不导致公司设立无效，一般情
况下不宜轻易否定瑕疵股东的资格。
关于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之间因为权属问题产生诉讼时，公司应否作为
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公司无需参与诉讼，法院确定权属
后，公司有义务执行法院的判决。另有观点认为，公司是否参加诉讼应根据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如果实际股东仅主张返还股权收益，则公司无需加
人诉讼；如果实际股东诉请确认其股东身份的，则公司应参加诉讼，公司明
确表示不同意实际股东加入公司的，法院不能强行判决实际股东为公司的股
东。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
关于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时，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一种观点
认为，该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经过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同意才生效。另一
种观点认为，该合同是附履行条件的合同，合同成立后就生效。至于其他股
东过半数同意的规定，仅仅是对合同履行所附的条件。目前审判实践中较为
通行的观点认为：该合同既非效力待定合同，也非附履行条件的合同，其效
力始于成立之时。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签订合同就应当履行，转让人有义务
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征求同意，为合同的履行创造条件，如果合同不能履行，
转让人应承担违约后果，除非合同约定免除其责任。
虚假出资与抽逃出资的责任
虚假出资是指股东表面上出资而实际未出资或未足额出资，本质特征是
股东未支付相应对价或未足额支付对价而取得公司股权。抽逃出资则是指股
东在公司成立后将所缴出资全部或部分暗中撤回。
关于虚假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虚假出资股东除了要对公司其
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以及对公司的差额补充责任外，还要对公司债权人承
担债务清偿责任。虚假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可分为两种情形：
(1)各股东实际缴纳的注册资本之和未达到法定最低限额的。此种情况下
的公司仍属于公司设立阶段，尚不具备独立的法人格，各股东在公司设立过
程中的关系视同合伙，所以对此期间发生的虚假出资行为，应当按照合伙关
系对共同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2)各股东实际缴纳的注册资本之和
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数额，但已达到法定最低限额的。此种情况下，由于
公司已经达到法定的最低资本限额，已经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由未履行出资
义务的股东在其出资不足的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已经履行出资义
务的股东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不能履行的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关于抽逃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问题。首先，抽逃出资的股东应对已足额
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其次，对公司负有归还所抽逃的出资的责任。再
次，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具体来说：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初尚未正常
经营之前即将资本抽逃，使公司所余净资产达不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的，
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应由股东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在公司成立后，股东
以各种方式抽逃资本的，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股东应在所抽逃资本范围
内承担清偿责任。
在债权人要求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中，一般
来说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行为不易为外人察觉，公司的业务往来账
册、资产负债表等关键证据均保存于公司内部，作为原告的债权人难免存在
举证方面的困难和障碍，因而对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正确认定是审判过程
中的难点。所以，对于股东是否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虽然原则上仍应当由
债权人举证，但不宜过于苛刻，只要其能举出使人对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
资的行为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或者有关线索即可。然后，人民法院可以
要求被告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其不存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行为；否
则，可以认定其存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行为。
三、法人人格否认的问题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
该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
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诉讼过程中否
认法人人格，一般应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公司法人已经取得独立人格；第
二，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如人格混同、财产混同、虚拟股东、
不正当控制等；第三，上述行为造成了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
第四，滥用公司人格行为与债权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损害之问具有因果关系；
第五，人格否认制度仅在公司无清偿能力时才能适用。可以诉请否认法人人
格的当事人，只能是因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公司债权
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中小股东因控制股东的违法行为而受
到损害时，其可以直接向侵害其权益的控制股东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而不能
提起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诉讼。就被告而言，也应只限于实施了滥用公司人
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积极控制股东。
在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时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了公司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
关系上，前者始终属于本位的主导性规则，后者仅为适用于特定场合和特定
事由的例外性规定而已。所以在审判实践中一定要审慎适用，防止滥用，不
完全符合适用条件的，绝不能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四、公司解散与清算
公司解散分为合意解散、行政强制解散和法院判决解散三种类型：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至(三)项规定的是合意解散的情形，
第(四)项是行政强制解散的情形，第(五)项则是判决解散的情形。公
司一旦解散，并不意味着公司法人人格的立即消灭，它只是直接导致公司营
业权利能力的丧失和公司清算的开始，是导致公司人格消灭的原因。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五)项的规定，公司解散诉讼一
般限于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情形。解散公司案件审查立案时，除了
应审查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外，因该类诉讼的特殊性，
还应同时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条件。审判实践中，往
往存在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或者公司被行政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时，因公
司或者相对方股东不组织进行清算，一方股东向人民法院起诉解散公司的情
形。股东会决议解散或者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均是公司的解散事由，一旦公
司被决议解散或者吊销了营业执照，则意味着该公司已解散，该公司只存在
解散后的组织清算问题。当事人再诉请法院判令解散公司的，属对公司的重
复解散，也缺乏相应的诉权，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
在公司解散诉讼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准确掌握公司解散的条件
人民法院适用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判决公司强制解散时，应当着重
审查以下三个方面：(1)公司僵局或董事、实际控制人压迫的确存在。主
要是指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并陷入僵局，股东对打破这种僵局无能为
力，公司僵局的继续存续将使股东和公司遭受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或者公
司董事、实际控制人正在或将以非法的、压制的方式行事，使公司财产的管
理或处分显著失策，危及公司存立等情形。(2)提起诉讼的股东用尽了其
他救济手段，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公司僵局。这里的其他救济手段应主要
是指公司内部救济手段，即原告应当用尽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利，穷尽公司
内部自力救济，仍不能解决僵局或者欺压问题的情况下，才可选择诉讼的手
段。(3)原告应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是一个
股东，也可以数个股东合计持有10％以上的股东表决权，以起诉之日为准。
2．被告的适格问题
公司法规定了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的资格，但对公司解散诉讼的被
告资格并未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也不尽一致：有的以公司
为被告，有的以相对方股东为被告，还有的以公司为被告、相对方股东为共
同被告或第三人。公司解散诉讼是有关公司组织的诉讼，关系到公司能否继
续生存的问题，故公司应作为此类诉讼的被告。至于公司的其他股东是否应
一并参加诉讼的问题，因公司解散诉讼主要涉及原告股东与相对方股东
(如控制股东或侵权股东)间的冲突，相对方股东一般应作为被告参加诉
讼；至于其他股东，可以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列为第三人。
3．将调解设置为必经程序
公司解散往往涉及公司与股东、股东之间、公司与交易第三人、公司与
职工等诸多利益平衡问题，为了化解当事人间的纠纷，尽可能地避免解散公
司带来的不利影响，人民法院在公司诉讼中应把调解设为必经程序，本着非
解散措施优先的原则，积极寻找强制解散公司的有效替代方案。尽量发挥股
东退出机制的作用，让“股东离散”而非“公司解散”，给一方股东一定的
宽限期以合理价格转让股份给对方；或者允许异议股东要求对方回购股份，
以达到拯救公司的目的。
4．人民法院判决公司解散时应否一并判决公司清算的问题
有法院认为，基于公司僵局和股东欺压的现实状况，法院在判决公司解
散的同时，应一并对公司清算事宜作出裁决，合理主导公司清算，以利于纠
纷全面彻底地解决。实质上，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
依法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后，也仅仅是发生了公司解散的事由，等同于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撤销等其他四项解
散事由。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公司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所以，判决公司解散时，
公司是否能够自行清算尚无定论，人民法院不宜一并判决公司强制清算。
5．当事人同时起诉解散及清算公司，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问题
当事人同时起诉解散及清算公司的，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应予以必要释
明，告知当事人应当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
八十四条之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选择起诉解散公司或者起诉清算公
司。当事人坚持一并主张的，人民法院对其清算的诉请不予受理。已经受理
的公司解散、清算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公司解散案件进行审理，对当
事人的清算请求应驳回其起诉。同时，应告知当事人如果人民法院判决解散
公司，当事人可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先行自行清算，自行清算不
能时可请求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仅规定，在公
司不能自行清算时，公司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强制清算。我们认
为，公司自行清算不能时，不仅会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同样也会损害公
司股东的利益，所以应当赋予公司股东在公司不能自行清算时，向人民法院
申请启动强制清算的权利。
五、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
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涉及与刑事案件交叉时，一般都认为应当先刑事
后民事。但从实践来看，既存在民事案件的审理需依据刑事案件审理结果的
情形，也存在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据民事判决结果的情形，对于民刑交叉
案件并非一定要民事案件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只有在依据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
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
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民事案件才应中止审理。先刑后民并非审理民刑交
叉案件的基本原则，而只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为保护当事
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在涉及刑事案件的民商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应随
便中止审理，更应当慎用驳回起诉。在先刑后民的情形下，也应注意解决因
刑事案件久拖不决，民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问
题。
关于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实
践中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的
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且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根据合同法第五
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第二种观点认为，刑事上构成诈骗罪，在
民事上应认定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该欺诈行为损害的是
相对方或第三人的利益，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应认定为合同可
撤销。将决定合同有效与否的权利赋予受欺诈方，既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
益，也体现了私法领域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以合同相对
人或其工作人员参与犯罪与否为标准进行划分。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参
与犯罪的，对该单位与合同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合同相对
人或其工作人员没有参与犯罪的，对该单位与合同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不
因行为人构成刑事犯罪而认定无效。我们倾向于第三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
在《关于在审理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征
求意见稿)中也基本体现了这一精神。
六、企业改制的相关问题
民商事审判过程中，纯粹的企业改制纠纷案件并不多见。实践中遇到的
主要情形是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债务人企业进行改制时债务如何承
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
在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
新设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实践中有
观点认为：在改制企业作为出资人出资的情形下，原企业的资产价值并不减
少，只是企业部分财产改变了原有的形态，由实物性财产转变为价值形态的
股权，债权人完全可以通过执行债务企业股权的方式使债务得以清偿，不应
追加新设公司为共同被告，判令其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
连带责任。在这里需要区分企业合法投资行为和转移财产逃废债务的行为。
第七条的规定即适用于债务人转移财产逃废债务的情形，其适用的条件是该
行为不是正常的出资行为，而是属于一种掏空企业，假借改制之名转移优质
财产，甩掉企业自身债务的违法行为，且债务企业存在逃废债务的主观故
意。而对于企业的合法投资行为，如出资人发生偿债问题时，则应通过执行
出资企业在新设公司中股权的方式解决，而不应适用第七条的规定。
另外，关于作为债务人的国有企业部分资产被政府主管部门行政性调
整、划转到其他企业后，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时，能否根据资产流向将
接受资产的企业列为共同被告一并主张权利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
决已经明确：将债务人与接受资产的企业一并列为共同被告并诉请判令其承
担连带民事责任，将意味着通过民事诉讼撤销行政行为。债权人在起诉债务
人时，不能将依行政行为接受资产的企业一并列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民事责
任。
七、不良资产处置的相关问题
目前，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已进入商业化处理阶段。在此过程中，出现了
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问题，不良资产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也相应成为
民商事审判的难点问题。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如债
权的5％)向非金融机构转让不良资产，合同是否应认定无效问题。目前主
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转让合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
益、违反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转让合同无效。另一种观点
认为：通过打包出售、拍卖、招标等方式转让不良资产形成的债权，是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的常见处置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
买受人购买的是不良资产，故其转让价格与原来的价格有较大差距也属正常
商业行为，是风险投资，不能因买受人因此盈利就认为国有资产流失，不应
认定转让合同无效。
我们的倾向性意见是：如果债权转让时评估不真实，即在评估过程中漏
估、低估债务人的资产，对债务人偿债能力低值评估的，应根据评估不真实
的原因及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具体加以分析，不应对转让合同一概认定无效。
债权转让评估不真实，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1)由于债务企业在评估
过程中故意隐瞒资产，或提供不真实的财务报表等造成的；(2)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与债务人内外勾结，造成低值评估的；(3)评估机构未尽谨
慎评估义务造成的。对于第二种情形，应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
定，认定为转让合同无效；而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形，属于第三人过错所造成
的资产漏估或低估情形，如果资产公司用尽了调查债务人资产的必要手段，
尽到了注意义务，仍未能防止债务人故意隐瞒资产或评估机构恶意评估的，
不应轻易否定转让合同的效力。但对于债务企业的漏估资产或低估资产超出
估价的部分，应当赋予资产管理公司相应的救济权利。
如果债权转让时并不存在评估不真实的情形，能否仅以转让价格极低，
或者受让人有可能获得巨额收益为由，否定转让合同的效力呢?我们认为，
向企业或个人转让不良金融资产，是国家处置不良金融资产的重要途径，对
企业和个人合法受让的债权，不能仅因为其支付对价极低却对全额债权主张
权利而认定转让合同无效。而且以不良债权的金额本身作为确认转让价格是
否属于极低的参考依据，也是不科学的。至于受让人通过追偿所获得的巨额
利润，除了在转让过程中可能存在违规操作的因素外，还有资产处置制度本
身存在不足的原因，即对受让人可能获得的巨额收益缺乏相应平衡调节机
制，这应当通过进一步完善不良债权处置的相关制度加以解决，不应因此轻
易否定转让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对此问题正在起草司法解释，并
与中央五部委进行积极磋商。在司法解释出台前，各级法院对不良资产处置
的案件应当审慎处理，注重通过调解解决。对于转让程序没有瑕疵，社会影
响不大的案件，可以予以处理。对于转让程序存在瑕疵，矛盾突出，影响稳
定的案件可以考虑先行中止审理，等待司法解释出台后再行审理。

担负法治进程的历史使命
??评游劝荣博士《法治成本分析》

作者：许建添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


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了我们的目标，当依法治国成为我们的治国方略，法治进程势不可挡，法治成为举国上下热门话题。然而，法治这个话题是如此沉重，法治的进程又是如此艰难，以至我们在法治的路上充满艰辛与酸楚。孙志刚之死带来收容审查制度的“寿终正寝”，佘祥林冤狱平反又促使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阿星杀人又让我们感慨法律的虚弱无力。而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孙志刚、佘祥林，如最近披露的“山东版佘祥林”陈世江的出现，这些无不让人感到我们为法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成本），每一小步法治的进步，都是踩在“孙志刚们”、“佘祥林们”的血泪踯躅前行。血泪唤醒民众对法治的渴求，现实激起学者们对法治的呐喊，学者们对法治研究所倾注的心血与热情，不能不让人感觉出中国大众对法治的孜孜追求与不懈努力。于是乎，法治成为法学理论一个热门领域，对法治的理念、原则和具体制度，学者们提出了N多有益的构想和建议，其中不乏对西方法治发过国家的借鉴与学习。但是，却鲜有学者从总体上研究法治的成本问题，而法治建设实务中更是对成本问题要么毫无认识，要么视而不见。这一缺陷使我们的法治进程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可喜的是，游劝荣博士《法治成本分析》一书的问世，为学者们今后研究法治开拓了一个新的方法与途径，也为探索中国的法治之指出了更明确的方向。游劝荣博士兼有法学与经济学研究背景，加上其丰富的工作经历与本书新的研究方法，使《法治成本分析》一书的特色彰显无疑。
概念是思维的逻辑起点，游劝荣博士亦明白这一点，因而全书从法治的概念出发，把读者的思维引向法治成本这一概念。作者在书中试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法治的静态成本与动态成本，前者是从法治结构角度考察，后者是从法治进程角度考察，然后指出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法治之路。尽管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但我们在书中并没有看见经济学中那些令人头晕的成套的经济学理论与复杂的数学公式或者大量的统计数据。这一特点使得让我这样不懂经济学的人能够把全书读下去。而且全书文笔流利，一点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感觉。更吸引我的是，全书没有大谈法治成本理论，而是引用我们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去说明作者的观点。这些例子尽管有些早已见诸媒体报端，有些也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但作者很好的把它们与法治成本问题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全新的视角。
比如，作者举了一个“随地吐痰”的例子，是讲多年前，一位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吐了一口痰，被执勤的老大妈罚款5毛钱。这位年轻人痛快地给了一元钱，说：“大妈。你不用找了！”转身又吐了一口。这一问题在一般的人看来，也就是道德问题，但作者却往更深层次看，即表面上是道德问题，而从法治成本上看，却是守法与违法不成比例，导致违法后果很轻松，使违法者“潇洒得起来”。这样一个例子，就把“守法与违法成本”的“反比例”问题给说清楚了。这不仅说清楚了问题，而且让人一看就懂一看就明白。相反，如果作者完全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这个“守法与违法成本”的“反比例”问题，问题能否说清楚是另外一回事，能否让我这样的经济学“门外汉”看懂，却是个问题。又如，作者还以某城市火车站广场的一项管理制度为例进行说明，如果守法成本高，人们倾向于选择不守法，甚至违法。某城市火车站广场不禁止抽烟而禁止随意乱扔烟头，广场管理当局对违反规定乱扔烟头者规定罚款５元，并频频得手。原来该火车站广场基本不设置可以丢弃烟头的痰盂、垃圾箱之类的设施，而火车站广场活动的人以乘客为主：一是乘客经常都要排队，二是基本上都大包小包地拎着行李。再加上丢弃烟头的设施缺乏，乘客在是否守法时就会考虑守法成本问题：跑远一点找个痰盂或垃圾箱扔烟头吧，排的队序可能丢了，行李也可能丢了。拎着行李走吧，费力不算，排的队序仍然保不住。就近扔了吧，烟头还没落地，“执罚”的大嫂可能就已经出现在你面前了，接下来乘客只好乖乖地交罚款了。不用多加理论，这很容易就让我们明白了作者的意图。作者所举的这些人们所熟悉的通俗例子，在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却借以阐明了重视法治成本的深刻道理。
游劝荣博士还从法治进程角度考察了法治的动态成本问题。作者对法治动态成本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法治在其运行过程中，社会必然会为法治进程支付代价，包括效率的消解、公正的流失、体制失灵、观念失衡以及社会经济负担随之加重等。作者理性地提出，“当我们为作为法治两大支柱之一的分权与制衡这个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之科学、合理和正面功能大唱赞歌的时候，也要看到它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它会消解一部分效率，这是我们在推进法治中必需正视的代价，也是法治进程中必需的成本之一。”（见书127页。）与此同时，作者对此提出更有远见的看法：“我们意识到这种成本和代价，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法治的努力，放弃侵权与制衡和严格程序两大制度设计。相反，我们正视这种成本和代价，并且从更高的视角、更长远的视野来认识这种成本和代价。”（见书第130页。）在论述公正的流失时，游博士通过个案的分析，以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为切入点，科学严密地论证了程序公正的代价。而作者在给“程序主义崇拜者” 泼了“程序代价”的冷水之后，对程序正义的代价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从容指出：“我们主张要正视并充分认识这种程序局限性的危害，并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程序制度，让程序更彻底地与实体公正协调，以承担起‘运载’实体公正的使命，并使　之在‘运载’过程中减少流失。”（见书第165页。）游博士还强调法治的社会成本，并把体制失灵、观念失衡等一起放入法治的动态成本进行分析，并且认为，法治进程中的成本是必然也是必要的，而且“这种成本的支付，伴随着整个法治进程的自始至终。”（197）作者在书中对法治进程中社会为法治支付的成本和代价的揭示，意在“引起人们对法治及其进程进行正确的认知、科学的分析、辩证的思考、理性的判断与选择”。
法治成本的支付是必然的，那么我们是否就放任自流不闻不问呢？对此，游劝荣博士在论述法治成本，指陈不重视法治成本的弊端的同时，也提出了节约法治成本的方法与途径。作者在批判法治代价认识误区的“高成本论”和“无成本论”以及反驳依法治国“悲观论”和“速胜论”之后，作者提出，需要运用制度建设和非制度方法以及制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节约法治成本。作者又以鞭炮“禁放令”为例，阐述单纯依靠制度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还需要非制度方法的帮助，或者制度与技术相结合。
读完该书后，作者广阔的思维与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方式令我记忆尤深。可以说，游博士充分利用了现实生活这一“富矿”，其书中所举例子皆来源于实际生活。作者对“本土资源”有深刻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这本书还可以说是对“本土”法治的研究。书中找不到对国外法治理论或制度的引用，也找不到作者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尖锐批判，但文字中隐含着作者对现实法治进程中对法治成本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视而不见的警醒。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握住了法治成本问题，全书简洁明了的文字把我们引入一个经济学与法学地交叉领域。
然而，在我看来，游博士的《法治成本分析》在有些地方的论述我还不太明白。如，游博士在分析到法治的动态成本时，讲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问题，一方面讲要充分认识到程序公正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讲“法治就其价值判断而言，最终追求的仍然是实体公正，而不是程序公正，尽管程序公正本身也很重要。”（第151页。）同时作者认为“相对于实体公正而言，程序公正只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第149页。）也即，在作者看来，无论程序公正多么重要，也只是运载实体公正的工具而已。那么程序的设计要最大限度的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让公正的程序服从和服务于实体公正的实现。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把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两者的位置放在同等地位，而是更加看重实体公正，程序则沦为保障实体公正的工具，哪怕作者已经认识到程序本身也很重要。作者还认为，“如果在公正程序动作下的结果依然是不公正的话，人们对这个过程公正、程序公正非但不会有正面的认同，反而易被指为虚伪、‘作秀’、变得毫无价值。”（145页。）作者进一步指出，程序公正运行中会造成实体公正的牺牲和流失。综合作者的观点，实体公正是最终目标，程序公正在运载实体公正的过程中，又造成了实体公正的流失，也就是说为了实现那个目标而在实现过程中反而造成了目标不能实现。那么这流失的公正到底是为了实体公正付出的代价还是程序公正付出的代价？作者认为是程序公正付出的代价。这有点说不通，因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实体公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一定代价。在我看来，把程序当作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的前提在于一部完美无缺的实体法的存在。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否则我们的法律就不需要修改了。同时实体公正与否，是由程序来决定的，因为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的假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因此，尽管游功荣博士也认识到程序公正本身也很重要，但我不赞同他把程序看作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的观点。
此外，作者虽然针对如何节约和控制法制成本提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其中仍存在让我不解的地方。比如，作者提出制度建设来节约法治成本，认为“从本质上说，法治就是一种制度，用制度的方法解决制度运行中的问题，是一种最直接的方法。”（第213页。）那么我认为，这种方法，本身已经融入到法治进程当中。既然法治就是一种制度，建设法治的过程就是建设制度的过程，那么法治成本的节约应当看作是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来实现的，简单的“制度建设”能否充分的说明这个问题仍存在疑问。同时作者还提出运用非制度方法制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节约法治成本。这里作者似乎没有考虑这个技术的成本问题。孰不知，技术的成本也是非常的大。比如作者在书中举例通过探头控制交通违规的技术方式、以及通过结合技术解决鞭炮问题。技术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在书本的前面讲到静态成本时，作者也分析到执法成本问题，并且指出我国的经济相对落后及财政制度的障碍决定了我们的执法成本投入不足。在法治进程中引入技术应当说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技术的落实却并不那么容易。比如，在路上安装探头等先进设备，如果要在每个路口都安装探头，违章的肯定会减少，但这些设备往往费用高昂，这一笔费用算不算入法治成本呢？又如，加强鞭炮的技术研究开发，这笔费用又由谁来负担呢？如此种种，既讲到技术，后面就不能没有MONEY的支持。君不见，技术的发达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进技术的发达，而且目前世界上技术发达的国家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同时，以制度与技术相结合之路节约法治成本，的确是个美好的设想，但若两者发生冲突了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在书中也没有提及。
但总之，游劝荣博士这本《法治成本分析》为我国法治问题的研究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其借用了经济学领域的成本理论，对法治成本进行了整体分析，于理论、于实务，皆颇具价值。因而，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拜读的专著。诚如游荣博士在该书引言中所说：“研究法治及其进程的成本的现实意义在于，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法治之路。这是法治进程中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附：《法治成本分析》 作者：游劝荣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12-1　　 定价：18元

　　本书试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违法等法治诸环节的成本以及法治进程中的动态成本，选择用最少的成本、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推进法治进程的模式，科学地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经济发展要求的法治道路。其论述广褒法治的各个环节和动态与静态各个方面，资讯翔实，论述周全。具有理论的开拓性和实践的可行性，是一本以新的视角研究法治的理论与实战的著作。
　　本书不只阐释了静态的法治成本，也从法治进程的角度分析了法治的动态成本；不只阐释政府的法治成本，也强调为一般人所忽略的法治社会成本；不只指出不重视法治成本的弊端，也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和非制度方法以及制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节约法治成本。本书虽然着重释法治成本的理论，由于其涉及法治的各个环节，因而也是一本有关法治的通论，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游劝荣简介：男，1963年8月生，汉族，福建上杭县人。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200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福建省司法厅研究室副主任，福建省法学会秘书长兼《法制?望》、《福建法学》主编，福建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副局长，中共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福建省南平市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兼福建省南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出版过各类著作10余册，在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福建省法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常年法律顾问，福州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