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空判”何时了：关于财产刑执行的思考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 蔡鸿铭

摘 要：财产刑作为刑罚手段之一，其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重要体现。我国尚存在重刑化思想，对财产刑的刑罚本质和功能认识不足，认为财产刑属于“软刑罚”。各地法院普遍存在着财产刑执行难的困境，大量财产刑得不到有效执行，没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财产刑“空判”现象日益突出。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到法院生效裁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没能及时解决，将不可避免地使财产刑的判决流于形式，从而削弱财产刑的刑罚功能，有违财产刑的立法初衷。本文分析了财产刑的执行现状以及造成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财产刑 空判 执行
前 言
20世纪初，当“近代刑罚之花”的自由刑不能有效威慑潜在犯罪者，未能实现罪犯重返社会的理想，相反，以改造罪犯为目的的监狱却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和产生累犯的工厂的客观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一些国家开始寻找能弥补自由刑缺陷的刑罚替代品。于是符合刑法轻缓化价值取向、相对于自由刑而言具有可补救和谦抑性的财产刑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与自由刑并驾齐驱之势。财产刑的独立价值日益显现出来，实施财产刑有利于剥夺犯罪分子继续实施犯罪的资本，从客观上防止重新犯罪，从而发挥刑罚的矫正功能。据统计，德国刑法典规定可判处罚金刑的条文达92条，占刑法分则条文的66%；瑞士刑法典规定判罚金刑的条文为130条，占刑法分则条文的58.6%；法国刑法典规定判处罚金刑的条文为139条，占分则条文的34.4% 。而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有罚金刑的有182条，占分则的43.96%。
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两者均处于附加刑的地位。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重点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原刑法规定判处罚金的条文只有20个，通过单行条例逐步颁布实行的可处罚金刑的刑法条款有85条，而1997年刑法涉及罚金适用的条款达182条375处，充分体现了罚金刑适用的广泛性 。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则扩大到59处。
然而，以罚金为主要内容的财产刑执行难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即使是在罚金刑使用率相当高的西方国家，如何使罚金刑得到切实执行也始终是个社会性的难题。 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有关财产刑的规定比原刑法有很大进步,刑事判决中也广泛地适用财产刑，但在其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财产刑判决“执行难”的现象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极大地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严重影响国家刑罚权的实现。
应当说，财产刑执行难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正如台湾刑法学者林山田教授认为：根据犯罪学的研究得知，犯罪人口之经济收入较一般普通人口人均为低，故罚金刑常有难以执行或者未能执行之情事发生 。笔者认为，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财产刑“执行难”，必须对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寻找问题之所在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才能使财产刑执行彻底走出困境。
一、财产刑的执行现状
“财产刑”一词是一个学理概念，刑法对其具体含义并无明文规定。财产刑是对刑事犯罪被告人的财产处罚，亦是一种刑罚方法。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财产刑有两种：罚金和没收财产。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家所有的一种刑罚方法。据统计，修订后的刑法中共有182个条文规定了罚金刑，59个条文规定了没收财产刑，分别占刑法分则条文的51.85％和16.81％，可见财产刑已成为我国刑罚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实践中，法院适用财产刑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但由于立法的原则性和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了司法的弹性和法律适用及执行上的主观随意性，影响了财产刑刑罚功能的发挥。
（一）适用财产刑随意性大，没有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这突出表现在罚金刑的适用上。刑法总则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而刑法分则对罚金又规定了两种情况：一是规定了罚金的数额幅度或规定了罚金的比例及倍数；二是对全部的单位犯罪及部分自然人犯罪判处罚金刑数额未作具体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罚金刑数额采取无限额罚金制与限额罚金制相结合的方式。对于限额罚金制实践中易于操作，但对于最普遍的无限额罚金制，因为总则和分则都无具体标准，容易出现判决畸重畸轻的现象。
（二）执行程序规定过于笼统，影响财产刑执行效率。
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强制执行法，对于生效判决的执行规定也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财产刑的执行属于刑罚的适用，属刑事诉讼法规范范畴，但，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仅有几个条文设计了财产刑问题，只是明确了人民法院是财产刑的主要执行机关，但对于法院内部如何分工、执行的具体程序如何、可采取何种执行措施、其他扣押财产机关如何配合法院执行等等都没有很具体的规定，影响实践中的执行效率。
（三）相关配套制度缺乏，对扣押财产移送不规范。
按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犯罪人犯罪所得及个人财产一般须经人民法院就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后由人民法院作出处理，其同时又指出如确认属被害人所有且急需返还的，可由扣押机关发还。在实践中，扣押机关常常在刑事案件未生效之前就擅自处理扣押财物，其中将不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财产进行发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更有甚者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扣押财产不处理也不移送，从而造成判决生效后无法执行财产刑。
（四）罪犯财产状况不清，增加财产刑执行难度。
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侦查的方向是查清犯罪事实，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不询问，也不调查取证，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按照审限必须在一个半月以内结案，为体现司法打击犯罪的效率，原则上结案期限都控制在一个月以内，繁重的审判任务使法官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不可能去亲自调查，导致从司法程序的开始到终结，罪犯的财产状况都是一笔糊涂账。加之多数财产属罪犯与其亲属的共有财产，犯罪分子家属在判决生效后不可能予以配合，更使罪犯个人财产难以查清和区分。
（五）执行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执行周期不确定。
刑事诉讼法对于财产刑的执行期限无原则或具体的规定，法院裁判文书判处财产刑的条款中一般都写明了执行的期限（要求在判决生效后一定时间缴纳），但由于实际执行工作没能跟上，这种努力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执行期限的不明确和执行的不力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判而不罚使财产刑的的适用流于形式，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性，降低了打击犯罪的力度。
二、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
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立法和制度的不完善，也有观念上的不足，笔者将其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观念认识不足，执行缺乏动力。
中国的传统观念受到“报应刑”的影响，素来有“打了不罚”的重刑轻罚思想。对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对财产刑的重视程度。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是附加刑，人们自然地认为其惩罚性与主刑有着本质的不同，认为刑罚能否得以实现就取决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实现与否，从观念上对财产刑有着一种天生的排斥。正因为有这样一种观念的存在，所以对财产刑的判决、执行状况无人关心。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执行动力的缺失。此外，我国的传统观念几乎把（单处）财产刑和古代“以钱赎刑”划上了等号，把财产刑和自由刑对立起来，有时甚至成为人们批判司法裁决不公的一个理由 ，这无疑也影响了财产刑应有作用的发挥。
（二）不考虑罪犯的支付能力，没有可执行的基础。
在最高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一、二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及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决定是否适用财产刑”。“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起诉的证据材料中普遍不包含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或收入状况的证明，另一方面法官也很少主动考虑财产刑判决的执行可能。于是财产刑的判决往往对犯罪人的支付能力不做任何考虑。 忽视对被告人个人财产状况进行查明并将之作为裁判依据，造成了对被告人财产状况不清，结果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财产刑数额规定不明确，法官自由裁量幅度过大。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罚金刑在数额的确定上有两种标准：一是无限额罚金。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标准，这种罚金数额只要在1000元以上（未成年人是500元以上）均为合法；二是限额罚金。限额罚金规定了罚金的起点和最高点或者以违法所得或者涉案金额为基准，按一定比例确定罚金数额。而在没收财产刑的数额上，除了并处没收全部财产的，没收数额更是没有标准。这种对财产刑数额的规定过于宽泛，容易产生判决畸轻畸重的现象，即使在同一法院甚至同一法官对于类似案件也常会在财产刑的判决上相差甚远。法院的这种财产刑判决很难具有公信力，罪犯缴纳罚金的积极性自然也不会高。
（四）部分案件存在“重罚金轻退赔”，与民争利的现象
现代司法理念强调当国家的利益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把公民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刑法第36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刑法的上述规定充分体现了私权在先的法治理念和人文精神。但一部分案件的办理在这方面存在瑕疵，只动员被告人或其家属积极缴纳罚金，却不动员他们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宣判后直接将被告人或其亲属主动缴纳的罚金上缴国库，致使被害人无法从中受偿。虽然被害人可以采取申请执行的救济措施，但企望被告人在宣判后依法赔偿并不现实，最终被害人只能蒙受损失而无法救济。
（五）司法机关配合不够，缺乏监督制约机制。
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在财产刑的执行上配合不够。侦查机关依法有权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而且司法解释规定在被告人被判处财产刑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将拟返还被告人的财物移送人民法院执行刑罚。但实际上扣押、冻结财物被移送给法院的较少，不能切实为法院执行财产刑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三机关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财产刑的执行基本上处于检察机关监督的视线之外。对于财产刑，法院既是裁判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只是部门不同而已。检察院和法院对财产刑执行问题缺乏及时必要的沟通，检察院难以介入法院的财产刑执行活动，使财产刑的适用、执行与监督相脱节而无法监督 。
三、财产刑“执行难”的对策
财产刑是刑罚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财产刑的执行对于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体现法律尊严、发挥刑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解决财产刑执行难，应当首先从财产刑的判决乃至判决之前着手，建立健全旨在有效地较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的适用机制。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保障财产刑的执行：
（一）强化财产刑也是刑罚的观念。
尽管人们现在观念上已经认识到财产刑也是一种刑罚，但并没有完全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上来。在一般民众和部分司法工作者的观念当中，类似于“打了不罚”或者说“罚了不打”的将判处自由刑和判处财产刑对立起来，二者之间非此即彼，只能选择其一的观念还很强烈，而没有树立将二者同等看待、可以易科执行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财产刑的顺利执行。生命刑和自由刑可以对犯罪人造成刑罚痛苦，财产刑亦然，只不过表现形式间接，不易被人们所认识。财产刑所造成的刑罚痛苦并不在于犯罪人被迫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或上交个人财产，而是在于因无法满足其物质欲望所带来的间接痛苦 ，即强制受刑人于一定时间内放弃物质享受。财产刑是剥夺一种凝固化或具体化的自由，也即是受刑人的一种物质享受的自由 。所以，财产刑也具有剥夺自由的本质。
（二）构筑财产刑的保障机制。
这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设立财产调查和附卷移送制度。判断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必须以财产状况的调查结论为基础。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起诉伊始便赋予公安、检察等执法人员调查犯罪嫌疑人财产状况的权利和义务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适应将调查结果随案附送法院，便于法官在审判时进一步了解、查清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为财产刑的执行提供线索。只有这样，法院才能准确掌握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从而做出适当的财产刑判决。另一方面要完善财产先行扣押和查封制度。笔者建议将查封扣押强制措施延伸至侦查阶段，赋予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封扣押财产的权力。司法机关只要有确凿的证据，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有转移、隐匿财产的可能或者认为确有必要的，都可先行扣押、查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法院行使查封、扣押权时，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将可供执行的财产早已进行转移、隐匿甚至毁损；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人民法院大量罚金刑判决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虚置的现象。
（三）设立财产刑与自由刑等其他刑罚的互动联系机制。
财产刑作为一种古老的刑罚方法，其和自由刑等其他刑罚方法的互动一直是客观存在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一是对财产刑实行预缴制度。对判前主动缴纳的，立法上规定为从轻处罚情节。如果被告人主动交纳也不能获得从轻判处，无疑会加重被告人及其家属对财产刑的对抗心理，给执行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同时，应当允许被告人家属代为缴纳财产刑保证金。被告人家属代为缴纳财产刑保证金的，只要通过审查认定被告人认罪、悔罪，就可视为被告人主动缴纳而给予从轻处罚。二是将财产刑的执行情况作为决定减刑、假释的重要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将犯人对财产刑的执行情况和其在狱中的表现结合起来考虑，将其积极完成财产刑的执行表现作为决定其减刑、假释的因素之一来予以考虑 ，能有效的调动犯人及其家属配合法院完成财产刑执行的积极性 。这样就能改变以往法院在进行减刑、假释时基本不考虑财产刑的执行情况。
（五）完善罚金刑随时追缴制。
刑法第53条规定：“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随时追缴制体现了国家严格执行罚金刑的决心，是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一项重要举措，但随时追缴制有待于完善。首先，对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也不符合罚金减免条件且丧失劳动能力的被执行人，应当设立执行终结。因为随时追缴的条件是被执行人现在有或将来有财产可以追缴，而对于那些已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又丧失创造财富能力的被执行人，已不具备随时追缴的可能，设定执行终止既符合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也有利于罚金刑执行案件的及时了结；其次，对随时追缴制的具体执行做出规定；最后，应对随时追缴制规定出最后执行期限，以利于犯罪分子重新开始新生活，实现犯罪分子的再社会化。
（六）进一步规范执行程序。
解决财产刑执行难需建立专业化的执行机构、制定较为配套和完备的执行程序。裁判权与执行权性质的差异要求两权分离行使。分离行使要求原则上由不同的机关行使裁判权和执行权，但是，由于目前国家尚未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和建立专司执行所有刑罚制度的执行机关，所以在现阶段，对财产刑的适用首先在法院内部应实现不同部门行使，即由内设的刑事审判庭作出财产刑的判决，而由执行庭（局）具体负责财产刑的执行，以实现审执分离的最低限度要求。这也是目前改变财产刑执行混乱、执行不力的现实现状的应然选择。此外，要制订全面、明确具体的财产刑执行程序性规范，保证财产刑的规范执行。
结语：与法院的审判工作相比，执行工作的合理性、制度化程度都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执行工作在许多环节上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我们要更新观念，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执行程序，努力让财产刑告别“空判”，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权威。当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上述若干制度建设的作用是有限的，真正解决财产执行难问题，使得财产刑执行难不再成为困扰司法活动的难题，离不开刑事法制的健全完善，也离不开包括刑事司法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内的相互配套制度建设，更离不开司法公信力的日益提升。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公共安全视频信息系统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117号


《贵州省公共安全视频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10月8日省人民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告，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省长 赵克志
2010年10月27日



贵州省公共安全视频信息系统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共安全视频信息系统的规划、建设、应用、维护及管理,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贵州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公共安全视频信息系统的规划、建设、应用、维护及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安全视频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公共视频系统)是指以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目的,利用音视频采集、传输、控制、显示等设备和控制软件等,对涉及公共安全的场所或者部位进行视频监控、信息记录的系统。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视频系统工作的领导,做好公共视频系统的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视频系统工作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做好公共视频系统的相关工作。

　　供电、通信运营、广播电视等单位应当配合做好公共视频系统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公共视频系统的建设、应用和维护应当遵循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筹建设、资源共享、合法应用和安全应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网络资源,避免重复建设。

　　公共视频系统的建设应当符合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不得侵犯个人隐私及其他合法权益。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标准,会同发展改革、经济信息、交通运输、城市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公共视频系统建设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对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视频系统进行资源整合,实现跨部门视频图像信息共享,并提供符合标准的安全接口。具体负责建设和维护公共视频系统的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八条　下列涉及公共安全的场所或者部位应当安装公共视频系统:

　　(一)武器、弹药等易燃、易爆物品,剧毒、放射性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存放或者经营场所；

　　(二)传染性菌种、毒种实验、保藏单位的重要部位；

　　(三)国家重点科研机构,集中存放重要档案资料的馆、库；

　　(四)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集中陈列、存放重要文物、资料和贵重物品的场所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部位；

　　(五)金库,有价证券、票据的制造或者集中存放场所,票据、货币押运车辆,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融信息的运行、储存场所；

　　(六)国家机关、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等单位的重要部位；

　　(七)电信、邮政、大型能源动力、供水、供电、供气、加油站、成品油仓库等单位的重要部位或者经营场所；

　　(八)机场、港口、火车站、大型汽车站、码头的重要部位,高速公路、城市快速干线、城市道路、中心城镇的重要路段,城市出入卡口、路口、轻轨、隧道,大型桥梁、城市地下人行通道的重要部位；

　　(九)旅馆、公共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的大厅、通道、出入口等重要部位；

　　(十)大型物资储备单位、大中型商贸中心、商业街和大型农贸市场的重要部位；

　　(十一)公共体育比赛场馆、旅游景区、公园、广场、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公众活动和聚集场所的重要部位,停车场、住宅小区的出入口和周界；

　　(十二)客轮和城市公共交通、客运车辆等公共交通工具；

　　(十三)影响城市安全的江河堤防、水库、人工湖、重点防洪排涝区域及其他重要水利工程设施；

　　(十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建设公共视频系统的其他场所或者部位。

　　以上所称重要部位、重要路段,是指涉及公共安全的部位或者路段。

　　第九条　下列场所或者部位禁止安装公共视频系统:

　　(一)旅馆客房、娱乐场所包房；

　　(二)集体宿舍；

　　(三)浴室、更衣室、卫生间等；

　　(四)金融、保险、证券机构内会泄露客户个人信息的操作部位；

　　(五)选举箱、投票点等附近会观察到个人意愿表达情况的部位；

　　(六)其他涉及个人隐私的场所或者部位。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涉及公共安全的场所或者部位安装公共视频系统。

　　第十条　公共场所安装的公共视频系统应当设置明显标识,做到摄像设备的位置固定、镜头所及范围固定。

　　第十一条　城市的主要出入口、大型广场和城市道路的重要路段、重要交通路口等公共场所或者部位的公共视频系统由政府组织建设和维护。

　　第十二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应当建设公共视频系统的场所或者部位,其公共视频系统的建设和管理,除由政府负责的以外,可以由该场所或者部位的所有权人与使用权人、经营权人约定责任主体；没有约定的,由所有权人负责。所有权属于国家的,由依法取得使用权或者经营权的使用权人或者经营权人负责。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项目应当安装公共视频系统的,公共视频系统应当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公共视频系统建设单位应当将公共视频系统设计方案和检测、验收的有关材料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项目竣工后,由建设单位按照技防系统验收规则组织验收,并应当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参加；公共视频系统验收不合格的,限期整改。

　　第十四条　建设公共视频系统,建设单位应当选择经有关部门检测合格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和具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和维护资质的单位。公安机关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指定使用产品的品牌和销售单位,不得指定使用设计、施工和维修单位或者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五条　因维护公共安全需要,公安机关调取、接入或者直接使用相关单位的公共视频系统,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发生突发事件时,具有突发事件调查、处置权的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查阅、复制或者调取有关公共视频系统的信息资料。

　　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因执法工作需要查阅、复制或者调取本部门以外的公共视频系统的信息资料,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公安机关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据第十五条规定使用公共视频系统信息资料,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调查取证人不少于2人；

　　(二)出示省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部门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三)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文件或者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四)履行登记手续；

　　(五)遵守信息资料的使用、保密制度。

　　第十七条　公共视频系统管理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信息保密、值班监看、运行维护、安全检查等制度；

　　(二)对公共视频系统的监看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和监督管理,并将监看人员的个人基本信息送公安机关备案；

　　(三)不得擅自准许与视频信息监看工作无关的人员进入监看场所；

　　(四)对信息资料的录制人员、调取人员、调取时间、调取用途以及去向等情况进行登记；

　　(五)发现涉及公共安全的可疑信息或者因工作需要移动公共视频系统设施、设备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六)定期维护保养公共视频系统,保持图像画面清晰；

　　(七)确保公共视频系统全天运行,不得无故中断,如因故障中断运行的,应当立即修复；

　　(八)信息资料的有效存储期不少于30日；涉及公共安全的重要信息资料交由公安机关储存,有效存储期不少于2年。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改变公共视频系统的用途或者摄像设备的位置、摄像头指向方位、镜头所及范围,将其用于采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其他合法权益的信息；

　　(二)删改、破坏留存期限内的公共视频系统信息资料的原始记录；

　　(三)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复制、浏览公共视频图像信息资料；

　　(四)拒绝、阻碍公安机关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使用公共视频系统及其信息资料；

　　(五)其他影响公共视频系统正常运行的行为。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公共视频系统安装范围、日常运行、合法使用、信息安全等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完善公共视频系统管理运行和保障机制,确保公共视频系统日常运行维护和系统扩展。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立即拆除；拒不拆除的,强制拆除。由单位安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其中,对属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1000元罚款；个人设置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个人处500元罚款,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其中,对属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1000元罚款。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在公共视频系统管理工作中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个人人身遭受损害,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遭受损失的；

　　(二)指定使用视频监控产品的品牌和销售单位,指定设计、施工和维修单位的；

　　(三)不按照规定开展或者配合开展公共视频系统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工作的；

　　(四)未经批准调取、接入或者直接使用公共视频系统的；

　　(五)在使用公共视频系统信息资料时未遵守有关规定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贵州省公共安全视频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10月8日省人民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省长　赵克志

　　　　　　　　　　　　　　　　　　2010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