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冲突

张旭科 刘刚
（中国矿业大学法学系 江苏徐州 221008）

[主要内容]：鉴于对体育行业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现实性，笔者对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冲突做了粗浅的研究：认为行业规则没有对抗法律的效力，同时那些代表了人类正义与理性的部分要及时的转化为法律，避免人类理性与法律的冲突。就我国来说，这种冲突主要在于竞技活动中的对抗性伤害与故意伤害罪的冲突以及体育行业内部处罚与刑法有关规定的冲突。
[关 键 词[：法律的效力 业务正当行为 阻却违法事由 社会相当性


引 言
2002年10月，中国足协对2001年甲B五家足球俱乐部进行了处罚，籍此为导火线，掀起了揭发黑哨的风暴，同时，对于司法介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体育行业规则与法律的冲突成为一个焦点问题。然而，无论是阎掌门的拍胸保证还是有关领导的个别指示，都没有抵挡的住司法的最终介入。在中国以法治国的社会大气候中，这也是必然的可以说中国体育界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的阻碍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些现象已经严重的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文明，可以说无法用道德，用一般的社会规范去调整和制约了，法律尤其是刑法理所当然的应加以规范和调整，法律工作者也绝不能袖手旁观！为此，笔者就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冲突做以论述

一 刑法的效力和地位高于体育行业规则
刑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和通过的基本法律，其效力仅次于宪法。刑法的效力范围包括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我国对刑法有关空间效力的规定，采取以属地原则为基础，兼采其他原则的方法。“即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的，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1]由此看见，不论何种领域，哪个地区，只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触犯了刑法，就要受到刑法的惩罚。体育行业竞赛当然也不例外。体育行业规则是在体育竞技活动中形成的由各体育协会共同约定的行为准则。它不能成为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体育竞技行为准则。关于制定法和自然法的效力，可以所自从法律产生的那一刹那便开始了争论。古罗马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全面的论述了自然法，他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法则，它是一种真正的法律，代表着人类正确的理性，因此。它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的法律应该符合这种代表人类真正理性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2]
然而，自然法不论是怎样符合人类理性都是难以与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相结合的，因为以法治为目标的来确定国家法律秩序必须要树立一种权威。而自然法不是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如果自然法不能成为制度体系中可以操作的规则，那么它检验制定法就缺乏可资参照的规范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自然法的转换，同过转换将自然法中的正义和理性转化为国家机关的法律规则，并将这种法律规则推到根本法的地位。也就是说体育行业规则中代表人类正义与理性的东西应及时的转化为正式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3]
2001年末，体育界的各种丑闻终于被抖出来了 ，严峻的形式使得司法介入摆上了议程，虽然最终司法介入成为了现实。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仍然在继续。普遍认为刑事司法介入尚存在争议之处。笔者认为刑事司法介入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困难。
（一）体育市场参与者的身份是否符合犯罪主体。
（二）体育规则容忍甚至赞许了许多在社会生活中属于违法的行为。
（三）我国刑法未对有关事项做出全面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体育规则正式立法，另一方面刑事立法要充分注意到这方面的规束。

二 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具体冲突
体育竞技事业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即竞技比赛的对抗性和竞技比赛规则的专业性，长期以来，形成了独立与法律的竞技规则和裁判规则，而我国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都没有对竞技活动中的特殊行为加以规定，对体育竞技活动中的严重违规行为也没有做出专门的惩罚性规定，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二者之间的法律冲突。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竞技活动中对抗性伤害与故意伤害罪
竞技体育分为技巧性比赛和对抗性比赛。不论是哪种体育项目都是向人类的生理极限挑战，都带有极大的风险性：技巧性比赛的风险主要是在于追求高，难，险的优美动作的同时会出现人身意外；对抗性比赛的风险主要在于双方的激烈对抗之中，因为身体的猛烈撞击，力量的激烈对抗，往往会使运动员受到伤害以至残废或死亡。
在这种竞技比赛中的伤害是为体育规则所允许的，如果是由于犯规所造成的，一般课以赛场犯规处罚，对于特别严重的犯规，也只是罚款，停止比赛，最严重也仅有终身禁赛的处罚。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是刑法主要任务之一。所谓公民的人身权利是指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权、名誉权等。体育比赛中的犯规行为乃至某些正常行为明显的威胁到了运动员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按照刑法的规定，其主要构成了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和过失致人杀人罪。以上三罪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从客观方面来讲，故意伤害罪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体育比赛中的犯规虽然为体育竞技规则所允许，却没有为任何法律所允许，因此是违法行为。过失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重伤则表现为行为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直接造成了他人重伤或死亡。从犯罪主体来看，只要是年满14周岁的人即可成为这三罪的主体。从主观方面来看，故意伤害罪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过失致人重伤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表现为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在对抗性竞技比赛中，如拳击、足球比赛中运动员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会个他人造成伤害是心知肚明的，而拳击运动员更是希望给对方造成最大可能的伤害。因此，具备了犯罪的故意或过失。
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犯罪构成要件具备，即可认为构成犯罪。但是体育竞技比赛中的这种人身伤害是发展体育比赛事业所必须承受的。如果对这些行为一概以犯罪或违法论处，将不利于提高体育水平，发展体育事业。
其实这一矛盾可以用“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正当行为”论 来解决。“所谓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是指外表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实质上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行为。”[1]正当行为是刑法领域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一般将其称为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外国刑法中将其称为阻却违法事由或合法辩护事由。
此种规定可以说自古有之。古罗马法《十二铜表法》规定：“如果夜间盗被杀，则杀死应认为是合法的。”[2]《周乱-秋官-朝士》称：“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3]
关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观点有若干种，社会相当性说是刑法理论中的通说。所谓社会相当性，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所允许的行为。
该说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察，认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一切侵害社会法益的行为都要作为违法加以禁止，社会生活就停止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机能，对于那些从动态、绝对的观点来看是社会正常行为，即使从静态、绝对的观点来看是侵害了法益，也不能认为是违法，只有超越了社会相当性的行为才是违法的。[1]
由此，可以将体育竞技行为做为业务正当行为，即根据行为人所从事的合法业务的要求所实施的行为。然而，我国的刑法没有明确的规定正当业务行为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正当行为。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中都规定了业务正当行为是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在英美法系中，业务正当行为也是合法辩护事由的一种。这很值得我们去借鉴。
（二）体育行业内部处罚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妨害公务罪
对于体育竞技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舞弊、及其他“黑哨”现象，按照体育行业常规，往往是课以禁赛及降级等处罚，而鲜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即使是中国足协的阎掌门也如莽汉般的拍胸保证：吹黑哨的裁判只要交出赃物并作出检讨即可免受司法部门的处罚了。例如，中国足协《章程》第87条规定“1、中国足球协会各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中国足球协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2、诉讼委员会在《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的最终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3、诉讼委员会作出的工作范围之外的裁决，可以向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委员会申诉，常委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此种规定，显然是排除了司法的介入。
而根据新刑法的第402条的规定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形式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两高”发布的有关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刑法发条确定的罪名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本罪在主观构成上应当处于故意，并且具有“徇私”的动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察案件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徇私是指“殉私情、私利”。体育行业中构成了犯罪的行为而不需移交法院解决，从其本质上来将，就是为体育内部人员的私利而性私情，个别人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就更是徇私的表现了。本罪的客观构成上需要具备三个要件：第一、实施了舞弊的行为。包括“隐瞒情况、伪造材料、能虚作假”。该移交司法部门的案件不移交，本质上就是一种隐瞒情况的违法行为。第二、实施了不移交的违法执法行为。第三、“不移交”的违法执法行为所涉及的行为对象，必须是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根据我国体育法的有关规定，体育行业管理部门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其从业人员因而属于行政执法人员，可以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而且其传统做法，可以说正是触犯了本罪。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行为。在我国足球赛场上球员、教练、俱乐部工作人员动辄辱骂、追打、威胁裁判的行为时有发生，且在国际足球赛场上都屡有发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于这些行为，过去只有罚款、停止比赛，最重的也仅有终生禁赛的处罚。但是没有司法的介入，这些处罚并没有起到杜绝这类现象发生的作用。基于裁判员是国家公务员的立论，其在比赛场上执行裁判职责的行为，是受足协指派代表足协依法履行职责，理应属于公务行为。对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其履行职责，且后果严重的行为，以妨碍公务罪论处，既是对公共秩序的维护，也是对裁判人员的保护。
以法治国，那么对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放松，法律该管的就要管,法制不完善的要尽早的完善，不能因为一小撮人的利益而阻隔了法治的进程!对于体育这一行业，体育管理部门也不要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管理者，以法治国的今天,对体育市场的管理，如同司法机关对计算机领域,期货，证券市场，知识产权领域的介入和管理，不可能例外。

参考资料：
[1] 中国律师 2001年第2期 47-49页
[2] 《正当行为论》 王政勋著 法律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1] 高铭喧《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2] 《宪法至上-法治之本》朱福恶著，法律出版社 2002年5月版
[3] 《正当行为论》 王政勋著 法律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1]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版
[2]《外国法制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高铭喧《中国刑法词典》学林出版社 1988版
[1] 高铭喧《中国刑法词典》学林出版社 1988版

国家土地管理局


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认真贯彻中发〔1997〕11号文件精神全面开展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工作的通知
国家土地管理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土地（国土）管理局（厅），解放军土地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管理局：
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以下简称《通知》），针对近年来一些地方乱占耕地、违法批地和浪费土地仍未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决定对1991年以来的各类建设用地进行全面清查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为确保清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取得预期效果，根据《通知》要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清查的范围和内容
清查的范围：1991年1月1日以后，《通知》下发之日前批准使用或未经批准而占用的各类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的重点是各类开发区、工商业小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包括高尔夫球场等）用地，城镇郊区、铁路沿线、主要公路两侧用地及乡（镇）村建设用地和今年全国土地管理
厅局长工作会议以后至《通知》下发前（4月1日至14日）的批地、用地。
清查的主要内容：按照《通知》要求，对具体项目、具体地块进行“四查”：一查建设用地是否符合规划，即建设用地的选址、用途是否符合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村镇建设规划，面积是否合理；二查用地手续是否合法，即建设项目是否落实，建设用地是否依照法定程序和审
批权限申请和审批，用地面积是否符合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是否领有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有无超面积用地或不按规定用途使用土地；三查土地利用是否充分，即是否按照开发建设规定进度进行建设，有无占而未用、闲置浪费土地，查荒灭荒复耕措施是
否落实；四查土地交易是否依法，即有无以牟利为目的的非法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行为。
各地要按照上述清查的范围和内容对清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抓好落实。在确保完成《通知》确定的清查任务的基础上，各地可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本地区的清查重点，针对重点地区、重点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二、清查工作目标
通过清查，一是摸清非农业建设用地数量及利用情况，了解建设用地的潜力，为盘活存量、节地挖潜和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供依据，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目标服务；二是制止乱占耕地、违法批地、浪费土地和非法交易行为，依法加强建设用地管理；三是总结经验教训，健全有
关法规、规章，完善政策措施，规范建设用地管理和土地市场。
清查处理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过去已清查过，并已依法处理的或已按规定补办用地手续，进行了土地登记的，主要是查清情况，统计数量。但对于这次清查出的非法批地、非法占地、毁坏耕地及非法转让、出租、抵押土地的行为要逐个依法查处；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要从严处理
。对于闲置撂荒的土地，要限期复垦还耕；由于建设确需占用的土地必须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之后按有关规定补办用地手续。
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坚决制止突击审批耕地的紧急通知》（国土传〔1997〕第6号）精神，凡在今年4月1日至14日期间违反用地审批程序、报件不全、按规定不应批准、越权批准或其他非法批准占用耕地的突击批地行为一律无效，并要区别情况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非
农建设占用耕地冻结范围的建设用地，应依法补办用地手续；属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冻结范围的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协议、合同等一律无效，征用、占用的土地一律退回，并做好善后工作；对于越权批地或其他非法批地的，要按违法行为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
三、清查方法与步骤
采取各级自查自纠与上级抽查相结合，以自查自纠为主的办法。重点要抓好市、县的清查工作。在各级自查自纠的基础上，由上级检查组进行重点抽查。清查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准备发动和调查摸底阶段（6月30日前）
各级组建清查工作领导机构和专门工作班子，研究制定清查工作方案，进行动员部署。同时，运用各种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结合用地单位自查申报和群众揭发举报，对清查范围内的各类建设用地逐宗进行调查摸底，登记造册。通过调查摸底，查清依法批准和实际占用土地的数量及目前利用情况，特别是耕地“农转非”的数量及利用情况；查清违法批地、违法占地、突击批地情况，特别是乱批乱占耕地、土
地闲置、耕地撂荒的数量及原因。
（二）自查自纠和重点抽查阶段（7月1日—8月31日）
各地根据调查摸底的情况，对查出和群众举报的问题进一步调查核实，区别不同情况，依法作出处理，并写出情况报告。
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地、市以上各级清查工作领导机构对重点地区进行抽查。抽查要从具体项目、地块和单位入手，认真查台帐、查批地文件、查土地登记手续、查用地面积、查土地用途、查土地利用情况。抽查要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注重实地察看，掌握实
情。
（三）整改建制和情况汇总阶段（9月1日—10月15日）
省级清查工作领导机构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检查验收标准，组织验收工作。检查验收标准报国家土地管理局备案。地方各级清查工作及查处的情况，逐级报上级人民政府及清查工作领导机构。
各地通过清查工作，针对本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清查工作的目标要求，研究制定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严格建设用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措施，完善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在总结地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国家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措施，完善国家土地
管理法律、法规。
四、清查工作组织领导
按照《通知》的要求，这次清查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国家土地管理局、监察部、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将组织联合执法检查。
为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保证清查工作的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成立政府领导挂帅、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清查工作领导机构。土地管理部门要抽调专人，成立专门工作班子。同时，各地要建立阶段工作报告、重大问题通报、典型案件督办、违法案件处理结果备案等制度。
上级清查工作领导机构对下级的清查工作要经常督促检查。国家土地管理局将随时了解情况、检查工作。
这次清查，是《土地管理法》颁布以来又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情况复杂、政策性强。各地要认真学习领会《通知》精神，充分认识这次清查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其列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各级土地管理部门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认真动员部署，精心组织实施。要加强对基层工作的指导和督促检查，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注意严格执法，把握政策界限。同时要争取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积极发挥其职能作用，共同做好工作。
清查工作一定要突出重点，保证效果。特别要抓好违法案件的查处，防止重检查、轻处理的错误倾向。各地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土地执法力度，处理一批大案要案。对违法批地、乱占滥用耕地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典型案件，要公开曝光，坚决依法从严查处。对清查期间边查边犯、
顶风作案的，要从快从重处理。
根据中央《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务必在今年10月底前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清查工作报告，并同时抄报国家土地管理局。



1997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