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令
（第4号）


　　《齐齐哈尔市无线电管理办法》业经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市人民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二〇〇八年一月十八日起施行。


市长 林秀山
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齐齐哈尔市无线电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无线电管理，维护空中电波秩序，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保障无线电业务正常运行，保障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研制、生产、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具有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以及销售和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遵守本办法。

　　军事系统的无线电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无线电台（站），是指发射无线电波的无线电设备，包括各波段的无线电通信电台（站）、卫星地球站、广播电台、电视台（含差转台）、雷达、导航、遥测、遥控设备等；所称具有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是指用于工业、科学、交通、医疗等方面的能产生电磁辐射的设备。



　　第四条　无线电频谱资源属国家所有，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开发，集中管理，分级负责，有偿使用的原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无线电管理工作。各县（市）政府有关部门配合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做好所在行政区域无线电管理工作。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经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同意，行使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无线电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方针和政策；

　　（二）拟订本市无线电管理的具体规定和办法；

　　（三）按权限规划本市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布局和频率的使用；

　　（四）按权限审批无线电台（站）地址、设置和使用，指配无线电台（站）的频率和呼号，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以下简称电台执照）；

　　（五）对国家、省批准的本市行政区域内无线电台（站）站址和技术参数进行审查核实并核发电台执照；

　　（六）对本市行政区域内无线电台（站）进行监督检查；

　　（七）与相邻省、市进行频率协调工作；

　　（八）负责启动《齐齐哈尔市无线电应急预案》，实施无线电管制；

　　（九）组织征收无线电频率资源占用费；

　　（十）进行无线电监测，协调处理无线电干扰事宜；

　　（十一）查处违反无线电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十二）协调处理无线电管理方面的其他事宜。

第三章　无线电频率管理





　　第六条　指配和使用频率应当遵守国家有关频率管理规定。指配频率时应当确定频率使用期限。使用期满需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满前30日向原指配机构重新申请办理续用手续。

　　业经指配的频率，使用单位不得改变。遇到国家修改频率划分或者因国家利益需要调整时，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进行调整或根据国家规定提前收回。



　　第七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变更、转让、出租频率。

　　占用频率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频率资源占用费。

第四章　无线电台（站）的设置和使用





　　第八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同时提供下列资料：

　　（一）拟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或个人的书面申请，其内容应当包括设台的主要目的和理由，主要用途，工作方式，位置以及地理座标等；

　　（二）申请的频段和拟占用的频率数量；

　　（三）有关部门的频率使用批准文件[指使用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有关部门指配频率设置无线电台（站）者]；

　　（四）省级体育运动委员会无线电运动协会批准文件和操作等级证书（指设置业余无线电台者）。



　　第九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合法目的、合理用途；

　　（二）无线电设备符合国家技术标准；

　　（三）具有熟悉无线电管理有关规定和相应的业务技能及操作资格的人员；

　　（四）无线电网络设计合理，无线电频率有效使用，无线电台（站）工作环境安全可靠，符合电磁环境的相关要求；

　　（五）具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

　　（六）不对已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



　　第十条　基站设置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选址布局合理、站址资源统筹共享。

　　室外基站的电磁辐射应当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相关标准并持有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环境评价达标报告。



　　第十一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对同意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按下列程序办理手续：

　　（一）在3至5个工作日内发出《频率预指配通知单》；

　　（二）对拟设置的无线电台（站）进行电磁环境测试；

　　（三）要求设置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按预指配的频率进行必要的技术设计或者网络设计；

　　（四）对拟设无线电台（站）资料和测试报告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发给批准文件；

　　（五）对按照国家规定购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检测；

　　（六）对试运行30日至90日的新设无线电台（站）进行验收，合格者核发电台执照，正式投入使用。



　　第十二条　严格限制在高楼、高塔、高山设置或者使用无线电台（站）。确需在高楼、高塔、高山设置或者使用无线电台（站）的，高楼、高塔、高山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提前15天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其批准并对拟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进行电磁环境兼容性论证并证明合格的，方可设置、使用。

　　本条所称高楼、高塔，系指自身高度在30米以上的楼、塔。



　　第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置固定无线电台（站），应当符合城市建设总体规划，遵守电磁环境保护有关规定。已建无线电台（站）、微波通道和无线电监测设施需要保护的，由设台单位报请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



　　第十四条　在本市辖区外的设台单位携带无线电台在本市使用的，应当持原电台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发的电台执照，到本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异地使用备案手续。但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使用有跨省联网功能的除外。



　　第十五条　无线电台（站）经批准使用后，应当按照电台执照核定的项目进行工作。确因工作需要变更项目的，应当到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变更手续，重新核发电台执照。

　　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指配的呼号使用，不得发送和接收与工作无关的信号；不得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



　　第十六条　无线电台（站）撤销、停用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十七条　购买、使用公众无线电话，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





　　第十八条　生产、进口、销售和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其有关频率、频段和功率等技术指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线电管理的规定。



　　第十九条　研制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并经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十条　生产、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持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及核准代码；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还应当经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取得《无线电设备进口审查批件》并到当地机电设备管理机构办理机电产品进口证明后，到本市海关办理进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　销售和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经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同意。无线电发射设备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型号核准并发给《无线电设备型号核准证》后，方可进行销售。

　　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不得改变业经核准的技术指标。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研制、生产、销售和使用无线电干扰设备，屏蔽公众通信和影响正常的无线电通信业务。

第六章　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管理





　　第二十三条　工业、科学、医疗应用设备，电气化运输系统、高压电力线、信息技术设备、机动车（船）点火装置以及其他电器装置产生的无线电波辐射，应当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和规定，不得对无线电业务产生有害干扰。



　　第二十四条　产生无线电波辐射的工程设施，可能对无线电台（站）造成有害干扰的，其选址定点应当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技术论证并按照协调一致的决定执行。

第七章　无线电监测和无线电管理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本市无线电监测站负责对本市辖区内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信号实施监测。其主要职责是：

　　（一）监测既设无线电台（站）发射是否按规定程序和核定的项目工作；

　　（二）查找无线电干扰和未经批准使用的无线电台（站）；

　　（三）测定无线电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

　　（四）检测工业、科学、医疗应用设备、信息技术设备和其他电器设备等非无线电设备的无线电波辐射；

　　（五）测试有关电波参数，进行电磁环境测试、分析；

　　（六）承办市无线电管理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二十六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无线电管理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可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行现场检查、取证；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资料和文件；

　　（三）询问当事人和证人，制作询问笔录；

　　（四）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制止不法行为；

　　（五）关闭、查封无线电台（站）或者暂扣无线电发射设备；

　　（六）强制拆除产生有害干扰的无线电设备或非无线电设备。

第八章　罚则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罚款应当使用省财政统一印制的票据并按本市有关罚缴分离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做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二○○八年一月十八日起施行。

评《人民法院收费办法》
万 马*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虽然已经被《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所取代，但这个施行了近18年的诉讼费用规则存在在很多方面制度性缺陷，给实际运作带来无法克服的问题。重新对该办法予以检讨，一定会对新办法的认识有所裨益。
[关键词]诉讼费用 制度缺陷 制定主体 制定依据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06讼费交纳办法》）已由国务院2006年12月19日公布，并决定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的颁布预示着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7月12日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下简称《’89诉讼收费办法》）的终结。《’89诉讼收费办法》施行至今已近18年，它在很多方面存在制度性缺陷，给实际运作带来无法克服的问题。笔者将在本文中对该办法进行梳理和检讨，以期将来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批判有所裨益。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89诉讼收费办法》展开讨论。

一、制定主体和依据存在疑问
《’89诉讼收费办法》的制定主体存在问题。疑问之一：中立性。诉讼费用是由一部分诉讼公共成本（即审判费用或叫做审理成本）和一部分诉讼私人成本（即当事人费用或叫做诉讼成本）构成的。[1]这种“生产正义的成本”[2]如何在国家和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呢？免费的诉讼意味着诉讼成本全部转移给整个社会，按照法院的实际开支全额征收讼费则意味着国家将履行公共职能的成本转移给诉讼当事人，故合理的司法政策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折中。[3]让法院来制定规则在其自身和当事人之间分担费用，我们可以想像其超然性何在？利益的天平将向哪个方向倾斜？事实已经证明，从目前我国基层法院的实际情况来看，法院从地方政府获得审判资源普遍不足，诉讼费用收入所占比例大大高于国家的财政拨款，法院主要是靠从当事人中获取的审判资源来支撑工作正常运转。这种现状，既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影响了民众利用司法的程度，又严重影响了诉讼资源的充分利用。[4]因此之故，诉讼费用的过高和无法预期，无疑造成人们在法院大门踌躇徘徊，[5]可见，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诉讼收费办法，违背了中立性原则，其法律效果是差强人意的。在当前国库拨款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一方利益主体来制定诉讼费用规则，会使法院把自己摆在不适当的位置，参与市场运行，从而产生不可遏制的盈利动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事诉讼案件当作法院的“提款机”。[6]有良法，方有良法之治。没有一个中立的主体来制定诉讼费用规则，就没有诉讼费用制度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疑问二：合法性。《’89诉讼收费办法》没有立法依据。因为它所依据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已随着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的施行而废止了。然而，即使退一步说，《民事诉讼法（试行）》没有终止，那么立法上的合法性又何在呢？《民事诉讼法（试行）》第80条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它并没有明确指出由哪一个主体来制定此项规则。同样，《民事诉讼法》没有对《’89诉讼收费办法》进行追认，也没有对最高人民法院授权，该法第107条第3款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如出一辙。同样，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条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而诉讼费用显然不属于这类问题。所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诉讼费用规则的合法性并不存在。既然《民事诉讼法》没有指明，那么究竟应当由哪一个国家机关来制定诉讼费用规则呢？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日本和德国的诉讼费用规则都是由国会制定的。法国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这项制度，韩国有关诉讼费用的法律包括《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费用法》等相关法律规则。美国诉讼费用主要是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费用关系。诉讼费用是定额制且数额较低，这些费用在当事人之间如何分担都与法院无关，法院超脱于外，由其制定诉讼费用规则并不违背中立性原则。总之，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费用制度都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我国法律制度的特征更倾向于大陆法系，故也应由立法机关制定诉讼费用制度。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九）诉讼和仲裁制度。”诉讼费用属于诉讼基本制度之一，由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制定诉讼费用制度当属无疑。在民主法制国家都有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侵害保留一直是该原则之核心，即凡国家的事务有侵害人民的生命、自由、权利、财产者，均应保留给代表民意的国会以法律来决定，而不能交由行政机关恣意决定。[7]我国要建设法治国家，欲立于先进民族之林，先进国家之列，世界上一些被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优良制度不可不察，不可不学，不可不用。按此原则，在我国由立法机关制定诉讼费用制度当属无疑。
　　
二、模糊概念充斥全篇
　　法律语言的特点是精确度高，逻辑性强，切实可用。模糊语言在我国主要表现为道德性规范大量出现在法律条文中，从根本大法宪法到乡规民约，道德约束性的语言俯拾即是，没有什么强制力。如果一项制度不能用强制力予以监督，那只能是活着的死法律了。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没有强制力的法律不是法律。可执行性和强制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是一种内心强制，后者是外力强制。模糊概念让人们无法理解其确切意旨，只能妄加揣测和依赖执行机关的随意解释。纵观整篇法条，《’89诉讼收费办法》使用的模糊语言比比皆是。这样的语句有：“实际支出”、“实际成本”、“其他诉讼费用”、“有关规定”、“案件的具体情况”、“不正当的诉讼行为”等等这样的字眼和词语。“实际支出”和“实际成本”究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89诉讼收费办法》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标准。“其他诉讼费用”又是指哪些诉讼费用呢？有关规定指的是哪些规定？“案件的具体情况”界限是什么？“不正当行为”又是如何界定的？这些词语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个疑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给出不同的答案。这样的法规，在我国辽阔的大地上，可能会开出千奇百怪的花朵，结出奇形怪状的果实。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度却无法统一地执行诉讼收费标准，有这些模糊的法律语言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霸王条款”横行纸上
　　这里所谓的“霸王条款”借用了一下《合同法》里“格式合同”（或称“标准合同”、“附合合同”）的概念，所谓“格式合同”就是指在商品或劳务交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事先拟定好的以便重复使用的合同。在“格式合同”里往往含有对制定者有利，而对相对方不利的条款，这样的条款一般被称为“霸王条款”。像消费者协会这样的组织每每披露并且打击的“霸王条款”就是此处所指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89诉讼收费办法》中的有些条款和“霸王条款”有共同的特点：第一，两者都是在相对方无法知晓的情况下单方制定的，没有双方合意的过程，也没有经过像听证这样的程序，双方信息不对称。第二，二者皆有不合理之处。所谓不合理，意指违背了常识、常情、常理，违背了公平正义之基本理念。往往表现为“免除已方义务，加重对方责任”，并不予以合理提示，令对方忽视或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加以注意，从而“上当受骗”。第三，二者皆表现为博弈双方地位不对等，即条款制定者一方处于优势地位，相对方处于劣势，最终导致了双方获得的利益失衡。当然，双方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一方是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形成的，二者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一是在法院制定诉讼收费规则中出现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借用概念所产生的生动、便利的效果。《’89诉讼收费办法》中的“霸王条款”有：第4、6、7、16、17、18、23、29条。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加以说明。第29条：“当事人不得单独就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出上诉。”这是《’89诉讼收费办法》中最霸道的条款，也是学者批评最多的条款。在《’89诉讼收费办法》给予法院很大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法院就诉讼费用负担的判决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法院有了错误，当事人连提出上诉的权利都没有。当事人能做的只是在法院决定的诉讼费用计算有异议时，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复核。[8]如此有限的救济途径和手段，根本不可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在当前多数法院很少列出判决理由的情况下，要求其对诉讼费用的裁判说明理由更不可能了。有权利侵害必有救济是法的基本理念。因此，惟有在给予当事人对诉讼费用决定复议权的同时，赋予当事人对诉讼费用决定的上诉权利，才能使当事人对诉讼成本建立确定的预期，也才能使裁判费用负担决定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规制，使法院在诉讼费用关系中享有的绝对权利得到有效制约。[9]

四、自由裁量，随心所欲
法律在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生活时，其确定性和滞后性往往面临挑战。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规避这种尴尬境地的必要措施。这种自由裁量权在实体法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故意杀人罪的刑罚从死刑到无期徒刑，从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3年以上有期徒刑，自由裁量的幅度如此之广。再如，目前民事案件的司法判例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从一元到几十万元的都有，并没有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但是过度的自由裁量权会带来缺乏操作性、司法不统一等弊端，将其限制在合理范围内是必要的。具体到《’89诉讼收费办法》，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体现了自由裁量权的语句，如第4、12、19、21、23、27条。仅举一例：第23条第2款、第27条同时出现了“人民法院……决定”这样的字眼，这些条款充分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诉讼收费规则时给自己预留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这些条款的执行标准都没有给出，只能依赖法官的自由意志，任由其自由掌握，这给法律的统一适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对当事人权利侵蚀打造了一张温床。因此，科学构建诉讼费用制度，做到讼费征收范围明确，征收依据和征收标准合理透明，讼费用管理制度科学合理，对于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将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作用。[10]

五、标准太高，抑制诉权
《’89诉讼收费办法》规定，非财产案件实行定额收费制，财产案件实行按标的比例交纳。《’89诉讼收费办法》第5条列出了具体的执行标准。非财产案件，如专利行政案件，每件交纳50元到400元；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30元到50元。财产案件，按标的额交纳比例最高为4%，最低为0.5%。与同按诉讼标的金额的一定比例征收案件受理费的日本相比……不论是哪一金额段的征收比例，我国都比日本高的多。[11]例如，日本提起诉讼按标的额交纳的比例最高为1%，最低为0.1%。[12]而且，申请执行费同样根据执行金额按比例交纳，比例从0.1%至1%不等。[13]这种过高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事人诉讼费用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大大限制了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机会。[14]随着我国GDP的逐年递增，中央财政应加大对法院的投入，降低收费标准的时间早已到了。这种太高的诉讼费用征收标准，使得当事人因为经济问题而难以“接近正义”，抑制了诉权的实现。现代法治国家一致认为“接受法院审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抽象的权利只有在当事人能够承担得起诉讼费用的情况下，才能具体地实现。如果民众认为诉讼费用高昂或不合理，就会放弃对司法的利用，进而回避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15]私力救济等到方式就应运而生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接近正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16]

六、实际执行，毫无章法
由于《’89诉讼收费办法》语词含混、霸性十足、自由裁量权过大等先天性致命弱点，导致执行的结果令人震惊。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诉讼费用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形，贫困地区基层法院违反《’89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征收诉讼费用的情况比较普遍，“乱收费”现象相当严重。[17]廖永安教授所调查的基层人民法院诉讼费用征收执行标准与《’89诉讼收费办法》相比，超标程度分别达到5倍（侵害人身权案件）、10倍（财产案件）、12.5倍（其他非财产案件）、14—16倍（离婚案件）、16.7倍（劳动争议案件）不等。[18]我们不敢想象，运送和生产正义的法院、守护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没有模范地遵守法律，却公然置法律于不顾，肆意践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它还有什么权威对他人的纠纷作出裁判呢？法院“乱收费”的理由无非是国库不足，经费紧张，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等。可是，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维护公正正义重要，因为这个理念是法院的立身之本、道德底线。如果连这一点都丧失了，法院就成了政府或一部分人谋取利益的工具或“提款机”。[19]与税务等到司掌收税、收费、经济处罚大权的行政机关没有本质的区别了。这种恶劣现象的出现，有其他部门“逼良为娼”的原因（如法院财政权不独立、财政拨款不足等，后面将有所论述），但法院洁身自好是必要的。当今之中国，所有愿意为中国法治化进程做出贡献的法律人，在进入法院之前，都要有这种安于“贫穷”的思想准备，法院本来就不是发大财的地方。司法的性质决定了法院应该远离尘嚣，法官应该安贫乐道。如果想做盖茨、李嘉诚一样的富人，住别墅、开名车，那就去开公司做生意好了，何必向处于纠纷苦恼之中的当事人身上开刀，令其雪上加霜呢？诉讼收费制度是应该抨击的，但是法院里的法官要做坏制度下的好人。法官不仅应该是守法的楷模，也应该是道德的楷模。这样来要求法官是否太苛刻，不切全实际呢？但是从应然的角度上讲，法理中要求的法官形象即是这个样子的。
《’89诉讼收费办法》是我国诉讼收费规则的最主要渊源。继此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92收费意见》）中《诉讼费用》一章，是法院收费的又一重要依据。该意见就1991年《民事诉讼法》新设的诉前保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等程序规定了交费幅度范围内制定更为具体的收费标准。《’92收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89诉讼收费办法》的空白。在上述两个收费文件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代不断地对诉讼收费制度加以扩充和细化，一些通过答复下级法院请示，颁布司法解释而形成的讼费征收文件相继出台，讼费征收规则变得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复杂。[20]


[参考文献]
[1] 参见廖永安：“论民事诉讼费用的性质与征收依据”，《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2] 参见[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272页。
[3] 参见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30－131页。
[4] 参见廖永安：“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改革研究”，廖永安主编：《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 页。
[5] 参见吴勇，“论民事诉讼费用”，载《硕士论丛民事法学》，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版，第287－288页。
[6] 参见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354页。
[7] 参见钟风玲：“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收费制度”，《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4期。
[8]《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32条。
[9] 同注[4]，第20页。
[10] 同上注，第7、8页。
[11] 参见“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研究报告”，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评论》第四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年版，第5页。
[12] 参见金朵朵：“日本关于民事诉讼费用等的法律”，廖永安主编：《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
护为分析视角》，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 同注[8]，第8条。
[14] 同注[4]，第15页。
[15] 同注[4]，第6、7页。
[16] 同前注。
[17] 参见廖永安：“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之运行现状——以一个贫困地区基层法院为分析个案”，《中外法学》2005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