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的意见

2008年2月15日 财农[2008]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央农口部门财务司（组）：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支农惠农政策。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在持续加大农业投入力度的同时，不断从体制上、机制上探索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监管的新思路和新举措，通过加强制度建设、规范部门预算管理、探索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试点、开展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年活动等方式，有力地提高了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
　　但是，目前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和管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资金拨付进度慢，滞留时间长，影响了资金效益的发挥；支农重点不够突出，平均分配资金，分散使用，影响了财政支农资金整体效益的发挥；部分支农工程项目“重建设、轻管护”，缺乏管护的长效机制；有的地区和部门执行有关制度规定不严格，违规使用财政支农资金；监管工作不到位，惩处制度不完善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财政支农资金的安全运行和高效使用。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管理，强化监管责任，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导向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的认识，牢固树立新的理财观念
　　各级财政部门必须站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从建立科学的机制着眼，不断强化财政支农资金规范管理，用制度和机制保障财政支农资金运行安全和合理有效使用。同时，要根据目前财政支农工作和支农资金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牢固树立“抓资金管理就是抓资金投入、抓资金管理就是抓使用效益、抓资金管理就是抓资金安全”的新的理财观念，切实把强化财政支农资金监管与扩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彻底改变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监管的现象。
　　二、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进一步突出支农投入重点
　　各级财政部门要继续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作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合理确定投入重点。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支出框架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逐步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确保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要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及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进一步增强各项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重点向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倾斜，重点向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涉农民生方面倾斜，不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同时，大力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农村五保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公共卫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事业发展，逐步完善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促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不断规范项目立项程序，积极创新项目立项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一步完善项目立项程序。一是要规范项目申报程序。支农预算确定后，对需要申报的支农项目，要及时制定、发布立项指南，明确资金的用途、补助标准、管理措施及工作要求等，提高项目申报工作的透明度，并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和合规性负责，杜绝无序申报、重复申报和随意争取财政支农资金的行为。二是要完善项目立项机制。在选择确定支农项目时，要继续坚持执行项目标准文本管理制度、公示公告制度和专家评审制度，规范项目立项行为，努力提高立项环节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三是要统筹研究建立支农工程项目管护机制。在支农工程项目的立项环节，及早研究采取机制性措施，明确和落实工程建设以后的管护措施和投入责任，积极研究和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支农工程项目建设与管护并重的良性运行机制，确保支农工程能够长期发挥效益。
　　四、切实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各级财政部门要不断完善制度，建立财政支农资金运行管理的长效机制，确保资金安全有效使用。一是要规范资金分配办法。继续推广运用公式法、因素法等科学分配方法合理分配财政支农资金，并利用以奖代补、民办公助、以物代资、奖补结合等有效的激励引导手段，不断完善财政支农资金分配管理机制。特别是要逐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安排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管理绩效考评结果相衔接的分配制度。二是要规范支出行为。任何地区和部门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和管理财政支农资金，严禁以任何形式用财政支农资金设置账外账和私存私放；对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要利用“一卡通”、“一折通”等手段，及时足额地兑现给农民。进一步推广财政支农资金国库集中支付、县级报账制等管理措施，努力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管理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规范性。三是要加快支农支出进度。根据农业季节性明显、时效性强的特点，采取得力措施，切实加快支出进度。坚决杜绝人为滞留财政支农资金特别是救灾性和涉及民生的财政支农资金的现象。正确处理好支出进度和支出管理的关系，防止出现资金使用单位突击花钱、违规花钱等行为。
　　五、继续抓好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提高资金使用合力和整体效益
　　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支农资金整合工作的指导意见》（财农〔2006〕36号）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做好支农资金整合工作，切实发挥支农政策和支农资金的合力效应。一是要进一步扩大支农资金整合的范围。本着“既积极、又稳妥”和“既整合、又管理”的原则，逐步扩大中央、省级和县级等不同级次的支农资金整合范围，重点推进县级支农资金整合。根据考评的结果建立支农资金整合工作绩效奖惩制度，做到部分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要与支农资金整合工作情况挂钩。二是创新支农资金整合机制。进一步完善支农资金整合的引导和激励机制，由目前中央财政安排引导性资金支持各地整合的做法，转变为各地先自主整合、中央财政评估考核后实施奖励的制度。三是进一步推行项目审批权限下放改革。要在已经实施的小型农田水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专项资金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省这一改革的基础上，研究推动将项目审批权限由省级下放到县级的具体办法，减少支农项目审批环节，强化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部门的管理责任。同时，切实加强审批权下放后的资金监管工作，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促进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
　　六、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支出管理
　　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采取措施，强化对部门预算的管理。一是要严格编制部门预算。部门预算编制要突出重点，有理有据，按规定的标准和要求，进行严格审核，合理规定支出范围，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二是要严格控制设立专项资金。对在部门预算中设立专项，要严格审核把关，避免重复投入。三是要对现有专项进行合理的归并和清理。对小的专项和用途相近的专项资金，要进行整合；对支持本系统的专项资金，要逐步转变为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四是要加强预算执行管理。采取积极措施，强化预算的约束力，着力解决好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慢、结余资金较多等问题。
　　七、加强制度建设和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创新财政支农资金规范监管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要不断创新财政支农资金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监管措施。一是要按照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和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要求，全面清理、完善现有的各项管理制度，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层次清晰、分工明确、覆盖全面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体系，将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二是继续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根据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不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以及“收支两条线”等管理制度改革，特别是要注重推广科学管理和细节管理方法，强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效能。三是不断完善绩效考评制度。按照《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试行办法》（财农〔2005〕314号）的要求，在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扶贫资金效果进行综合性考核与评价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受益主体或补助对象，加快制定其他支农项目和财政支农资金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扩大绩效考评范围，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资金监管和绩效考评手段。四是研究在充分发挥现有网络系统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监控网络，对资金运行的全过程进行动态监控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查找原因，制定措施，堵塞漏洞，及时整改。
　　八、充分发挥基层财政部门的监管作用，进一步强化其管理责任
　　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财政支农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发挥好县、乡财政部门在财政支农资金监管方面的作用。一是要充分发挥基层财政面向第一线、了解实际情况的优势，从支农项目立项的调研、评估、项目实施到监督检查等，都要让基层财政更多、更深入地参与管理。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基层财政特别是乡镇财政对上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有关支持农村发展以及补贴农民政策的兑现与监管责任，提高时效性，确保每一项支农项目资金和补贴农民资金都要及时、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三是要支持基层财政强化基础工作，建立支农信息平台，完善中央财政与基层财政信息对接和沟通机制，形成上下联动的支农项目和支农资金管理格局。
　　九、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监管信息通报制度，进一步严格监管奖惩措施
　　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研究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监管信息通报制度，不断完善奖惩措施。一是要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的信息通报制度，对监管措施到位，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好的地方和单位给予通报表扬，推广其好经验、好做法，并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奖励。对违规违纪问题及时进行通报批评，责成出现问题的地方和部门提出整改措施并限期落实。二是建立规范严格的奖惩机制。对绩效好、监管措施到位的地方和部门，在安排支农项目和分配财政支农资金时，给予适当奖励；对绩效差、管理不到位的地方和部门，要适当进行扣减。三是建立健全支农支出的责任追究制度。在进一步明晰各级财政部门支农资金管理职责的基础上，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层层落实责任追究制，严格推行问责制，不断规范支农支出的决策行为。对查实的违法违规问题，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及其他法律法规处理。
　　十、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合作，共同做好财政支农资金监管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要把财政支农资金监管放在农业财政工作和农业财务管理工作的突出位置，抓实抓好。一是要根据财政支农资金监管的实际需要，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地确定监管重点。进一步加强财政、农业战线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既要明确各自的工作责任，又要密切配合，切实贯彻落实好本《意见》提出的各项管理要求。二是要积极研究中央和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支农投入责任和支出范围，逐步形成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支农投入体系和上下联动、统筹兼顾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格局。三是要充分发挥审计部门、社会中介机构以及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积极配合这些部门搞好财政支农资金审计、检查和监督工作。发挥财政监督特别是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的作用，加强对财政支农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检查，实现监督主体多元化、监督内容多元化和监督方式多元化。四是要及时了解各地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和监管动态，认真总结、推广当地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与监管的好经验、好做法。根据不同阶段财政支农工作的重点，制定具体的宣传计划，注重宣传的引导性和时效性，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财政支农资金监管的新局面。
论我国的商事立法及民商分立模式研究

王长君


　　我国法学界对于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论文通过对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的阐释，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进行了评析，主张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究竟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且直接涉及到我国商法体系与框架的建构，对于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商法调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具体阐述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任何一种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无不反映了该国对民商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处理准则。因此，要准确界定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厘清世界各国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并以此作为比较研究和学习借鉴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归纳概括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体例时，我国学者大都将其区分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模式从法典语义上考察，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对民事与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一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外，还制定独立的商法典，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二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是将传统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归纳到民法典的相应各篇章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等。三为单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采用另行制定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我国大陆及台湾等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四为别树一帜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却有独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内容与实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别。
　　尽管采取民商分立制国家的商法对商事关系范围的确认广狭不一，但就其分则的内容而言，一般都包括公司、票据、海商、保险四大部分。公司法解决的是交易主体问题，票据法解决的是交易结算问题，保险法解决的是交易风险问题，海商法解决的是海上贸易问题。
　　这些内容虽与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却都不是商的本身。依“商”之字义，应为媒介财货交易的行为，其法律表现形式应为合同或契约。而民商分立国家的所谓商法不仅在分则中一般并不涉及合同问题，即使是在总则中也极少有关于合同的规定(商事活动或商行为的规定解决的是商的范围问题，而非合同问题)，合同关系均由民法调整，可见其商法的形式与内容并非名实相符。从民商分立制国家的立法实践看，基本上都是民法典制定在先，而商法典制定在后，这就决定了商法典不能重复民法典中已有的规定，而民法也无法将商法的内容融入其中。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总体上看，其性质、功能与作用当属泾渭分明。当然，决定商法与民法的分离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商法不同程度地反映着私法的公法化倾向，归根结底是由商法的对象和性质决定的。正是由于商法与民法的分离，才产生并形成了私法的二元结构。将民法典和商法典并存的私法体系称为“二元化私法体系” 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二元化私法体系， 既是民商分立的结果，也是民商分立的表现。
　　民商分立体制具有四个特点：1.民法典与商法典并存。从国外立法来看，既有民法典先于商法典而立法的，也有商法典先于民法而立法的。但从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看，商法法典化的起步一般要较民法为早。2.民法与商法的地位和效力不一样。通说认为：民法是普通私法，或者说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私法，而商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因此，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的原则和精神适用于商法，但在对商事关系进行调整时，商法优先于民法而适用，即“凡商法典有规定的事项应适用商法典的有关规定，至于商法典没有规定的事项，则适用普通民法的规定”〔4〕。3.在司法管辖权方面， 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商事案件在一些国家归商事法院管辖。4.在民商分立的内容方面，民法典一般规定总则、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法律行为、时效、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等制度；而商法典一般没有民法典那样系统全面的总则，并主要规定商人、商事公司及隐名合伙、商行为、票据、海商、破产、商业裁判权等制度。从调整范围的角度看，人身非财产关系是民法典的重要内容，但商法基本上不予涉及。
　　对于我国商事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自民国初至今，一直存有争议。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认，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在学界也出现了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仍为分立与合一之争。为何会在近代私法体系中出现民商分立现象，对此学者们解释不一。其实，发掘民商分立的背景和根源，不难发现，与其他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和存在一样，商法的存在直接根源于其调整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除此之外，历史传统和各种现实因素也是促成这一现象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民商分立，既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也是立法者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构建近代私法体系的需要。商法的独立并不取决于有无法典，商法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也并不以统一法典的存在为前提。我国立法机关对于商法的技术处理采用的是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此种立法模式以客观需要、务实实用、灵活简便为原则，而不受合一与分立的影响。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制定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最主要的商事法律，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商事法律已趋完善。有的分立论者以市场经济需要商法调整为由，论证制定独立商法典的必要，这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事实上是我国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并不欠缺对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这种调整是由单行的商事法律来担负和完成的。系统的、单行的商事法律同样可以起到独立法典的作用。鉴于传统商法的组成部分相互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定独立的商法实际上只能是将业已颁行的单行商事法律整理汇编为法典，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法典编纂实无必要。如果制定这样的法典，倒不如让它们仍然以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继续存在下去更显得顺理成章。
　　民商分立的观点是建立在实质商法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主张在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谓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是相对于形式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衍生出来的概念。民商分立以制定独立商法典为其立论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法与商法的彻底分立，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则不以制定独立的商法典作为民商分立的基础，只是主张要承认商法的相对独立性，要促进我国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使之成为一个有特定的规范对象和适用范围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民商分立的宗旨，是要使实质意义的商法自成体系、自成部门，反对以民法取代商法或以商法取代民法这样两个极端化的错误主张。民商分立以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分立为显著标志，因此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成就对民商分立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意义。民商分立现象是近代法典化运动的产物。商法不象民法那样存在发源于罗马法中的许多制度，而是具有不同于民事规范的许多独特规范，因而不能为民法典所取代。正因为这种“疏漏”，导致了商法典的建立及与民法典的分立，最终形成了近代法制史上的民商分立现象。民商分立的形成，由于主要取决于历史因素、法律传统和现实需要，加之尚不可能暴露出分立之后所产生的各种局限和弊端，因此在学术界几乎没有惊起波澜。但民商分立一旦成型构成一种现实的法律体制开始对社会发生作用，学术界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现了问题，于是民商合流、私法统一的学术浪潮开始在西欧国家泛起。，现代意义上的民商分立已经超越了传统民商分立的范畴，即民商分立并不意味着需要制订一部宏篇巨制的商法典，传统商法典的老化、陈旧及其他弊端已属有目共睹。商法通过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而存在是当代商事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民商分立的新形式。
　　由于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已经使得民商法的关系愈加密切。所谓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是指随着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互相渗透或交融，民法规范吸收了许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充到商事领域，与此相适应，由于商人特殊地位的消失，商法日益变成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的法律，从而使得商法规范具有民法规范的特征。民商法同属现代私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商法同属私法范畴（尽管商法已经具有公法化特征），但民法与商法在其法律表现形式和作用范围方面仍各自具有独立性。我们强调民法与商法的相互渗透与同化，主要是表明两者的内容相互交叉和接近，两者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别日益缩小，两者的功能日益趋同。但是，这并不是说民法与商法已融为一体，彼此不再独立存在。无论如何，民法在当代私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动摇的。虽然民法已经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后的民法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而不可能变成商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法在充实了现代商事关系的规范后将变得更顺应时代的需要，对现代经济关系的调整将释放出更强大的能量。为积极倡导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论，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坚持商法的独立性。，私法二元结构的生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法相对独立的基础。渊源于贸易本位的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等，是商法特有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其本质是资本谋求价值增殖的活动，资本的运动使商具有了营利性和经营性特征，从而构成了商法有别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商事交易具有区别于民事交易的巨大差异，表现在交易主体从自然人到公司，交易客体从特定物到种类物，交易目的从对标的物的实际利用到转卖营利，交易过程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交易对价从等价到不等价，交易链由短到长，交易特点从随机性到营业性，交易条件从任意到定型。商事交易所表现出来的与民事交易不同的特点，蕴涵着商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理念，并要求用商法规范予以特殊保护。在“私法二元化”的结构下，商法的独立性应当得到起码的承认和尊重，任何企图以民法取代商法的观点，都是对“私法二元化”结构的人为破坏，“私法一元化”无力完成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在强调商法独立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商法与民法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重蹈“民法商法化”之覆辙。
　　其次，坚持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还必须勇于进行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适应对统一市场的法律调整，应当适时地提出制定《商法通则》(或《商事通则》)的立法建议，以实现商法对统一市场的全面规制，并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虽然有灵活、务实、简便等优点，但由于缺乏总则的统率，难收纲举目张之效，使单行商事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内在应有的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商法典在世界法制史上可以产生象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那样的划时代意义和影响力、震撼力。商法的民事化，正好反映了商法规范被民法所同化和吸纳的趋势。事实证明，要在民法典之外进行成功的商法典编纂近似于天方夜谭。特别是在商法规范大量脱离传统商法典而独立存在，或新的商法规范在不依赖于商法典而纷纷涌现的情况下，编纂独立的商法典已显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构建我国的民商立法体系时，既不能模仿传统的民商分立体制，也不能一概借鉴传统的民商合一体制。这就是说，一方面，制订一部单独的商法典的思路不宜采纳；另一方面，否认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或以民法取代商法的作法同样不妥。此种状态下的商事法律，有如一个人只有四肢躯干而没有头脑，无法通过头脑的指令来驱使四肢的自如运动。意图通过制定民法典来解决商法欠缺总则的问题，只是部分学者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起草中的民法典不仅不可能囊括商法分则的内容，也不可能包容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囿于自身性质的局限，民法的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如果不顾及民法自身的属性，让民法典涵盖了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那就势必造成民法的异化，使民法典变得不伦不类。据此，解决单行商事法律缺少总则统率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民法，必须靠商法自身的健全与完善。就我国商事立法的现状分析，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别管理，加之国内市场的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立法多头，与统一市场、统一规制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商事立法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规杂乱无章，缺乏统率，不成体系。此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必将误商误民误国。商务部的成立，一方面标志着我国政府顺应时代潮流、统一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我国的商事活动将进一步与世界接轨。这就要求首先必须统一法制，因为只有统一法制才可能统一市场。真诚地期待着新组建的商务部能够协助国家的立法机关担当起统一商事法制的神圣使命，当务之急就是要研究并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私法体系，应当以民法作为基本私法，以具有部门法性质的单行民法、单行商法作为主干，以众多的民事、商事特别法作为辅助而构建（对此，笔者将另文探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应当及时制订统一的民法典，进一步制订和完善各种单行的民事、商事立法，早日形成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统一而严谨的私法体系。论证《商法通则》的制定，尽快改变商事法律群龙无首的局面，为统一商事法制奠定基础。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