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侵权责任探微

姜虹*


内容提要
婚姻使两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异性民事主体组成一个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共同体，双方当事人独立的民事主体的地位是夫妻关系存续前提。不履行法定义务，侵害夫或妻合法权利，必然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在法制日益健全、人们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建立夫妻之间侵权责任体系的社会基础形成，该体系的建立是婚姻关系民法属性的直接反映，又是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该体系在运用民法的一般原理处理共同体内部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纠纷的同时，又要考虑到夫妻之间特殊的亲情关系与伦理性调整的特点，努力将法律调整的强制性与民事调整的任意性以及道德调整的广泛性有机结合，为建立文明、稳定、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服务。

关键词
婚姻 夫妻间的权利义务 侵权责任

夫妻关系如何调整，各国法律均依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民族传统不同而各具特色。中国自古就由“家国一体”的立法指导思想，为适应专制主义集权的需要，为体现统治者的谋略和睿智，多采取屈法入礼的治国方略，不仅“夫为妻纲”、“亲亲得相首匿”，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受着“法不入家门”观念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废除了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确立起来。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但它没有脱离1950年《婚姻法》的框架，有关婚姻关系内部的调整基本延续过去的做法：只对夫妻关系的调整做出原则性的规定， 而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夫妻的特定身份权利，也没有涉及因夫妻这一特殊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权利义务，法律更多的是关心夫妻与外部世界交往可能产生的纠纷，而没有基于夫对妻、妻对夫的个体身份权利的进行规范和保护，无论夫妻间的人身权益还是财产权益，都没有明确的细目规定与之配套，造成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夫或妻的某些权利在司法实践中难于保护或落实。修订后的《婚姻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完善了夫妻财产制、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加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主体意识和维权意识日益强化，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夫妻之间侵权问题，法学界就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夫妻之间侵权的法律救济等问题被再次论及。本文就此问题试做浅显探讨。

一、夫妻间侵权的内涵及类型
我国婚姻法中尚未出现配偶权的概念，无论是婚姻法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是将配偶之间的身份关系以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代称。尽管理论界对配偶权的问题讨论日渐深入，但配偶权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即便如此，也无碍于对夫妻之间人身权和财产权利益保护的探讨。
根据婚姻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夫妻有各自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夫妻双方有平等的婚姻住所决定权，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夫妻之间有日常的家事代理权［1］等，这些权利与义务是调整夫妻关系基本的法律准则。
夫妻之间的侵权，是指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违背了法律对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实施了危害配偶的身份权和以之为基础的财产权，使对方的人身、财产乃至精神受到损害的过错行为。夫妻间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特定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或受公法所保护的利益，这种权利义务具有确定性。侵权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项是基于婚姻而产生的权利，另一项是夫妻作为平等的一般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
夫妻之间侵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第一，侵权行为的主体为配偶的一方，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侵权行为的特定性，同居关系和其他非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夫妻之间的侵权；第二，侵权行为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主观上明知合法婚姻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受法律保护和不受侵犯而实施侵害行为；第三，侵权行为的客体是夫妻身份上的和基于人身关系而产生的财产上的权利，如一方对参与社交活动的自由强制干预或因给婚外同居者购置贵重物品而损害合法婚姻关系当事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拥有；第四，侵权行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夫妻一方实施了侵害婚姻法所规定的夫妻间合法权益的行为，婚姻关系的特定性决定了夫妻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夫之权利乃妻之义务，一方对其权利的非法行使便可造成对他方的侵害，而且侵害只要是针对夫妻身份利益的即可构成，它并非以发生有形物的损害为要件。此外，夫妻间的侵权往往带有对伦理道德的否定性，即夫妻间的义务有些并非来自法律，有些就是伦理道德上的义务，这种义务的承担靠的是伦理道德而非法律，因此，对这种义务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对伦理道德的否定，例如，夫妻之间性忠实的义务。
夫妻之间的侵权根据方式不同分为两种类型：第一，以作为方式形成的侵权，其中包括一方违背夫妻之间相互忠实的义务与婚外异性同居给另一方造成的精神及物质方面的损害；一方侵害他方姓名权所造成物质及精神上的损害；一方剥夺另一方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所造成的物质及精神利益上的侵害；一方以作为方式妨害他方行使生育权而造成的损害（如未征得配偶另一方的意见而擅自实施计划生育手术）；配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包括由此造成的身体与精神上的损害）；一方滥用夫妻平等处理共同财产的权利、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等等。第二，以不作为方式形成的侵权，其中包括以不作为方式否定夫妻之间的同居权利为他方造成的精神方面的损害；不履行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给他方造成的损害；在应当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时放弃权利的行使而使另一方遭受的损害；等等。

二、建立夫妻间侵权责任体系的基础
夫妻间能否构成侵权，无论在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法律法规的不断配套，夫妻间侵权责任体系的基础已初步建立。
（一）思想基础
婚姻使社会的细胞，家庭是社会稳固的基础。历代统治者对夫妻关系的维护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夫妻相互间的关系如何，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看法。古代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为尊、女为卑的思想，因此，夫妻关系成立之后双方人格互相吸收，这种吸收也绝非是夫妻双方对等地融合，实质是妻子的人格被丈夫吸收，而这种人格上的吸收必然导致财产上的吸收，古代的东西方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在结婚后成为男方的家庭成员，已婚女子恪守的“三从四德”和“夫为妻纲”以及夫妻之间的内部事务不应当由法律来干涉的意识，不仅成为法律准则，更是人们普遍认同的伦理要求和处理夫妻关系的准绳。这种情形中的妻子完全处于夫权的支配之下，不仅人格减等，更无财产权利可言。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使得婚姻契约理论出现，它承认了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具有平等的地位。该观念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已婚妇女的独立人格权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在日益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西方国家的夫妻关系在法律上逐渐出现向夫妻地位平等演化的趋势。如英国1882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肯定了夫妻分别财产制，规定已婚妇女可以独立享有一系列的财产权；1907年的法律又规定，妻子无需丈夫的同意即可转让个人财产。但是理念上的平等在私有制社会中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不可能成为现实，像美国这种受封建传统影响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其独立后的100余年中，妇女的社会处境和家庭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中明文规定夫应保护其妻，妻应顺从夫。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依然规定“夫有权决定有关共同婚姻生活的一切事物”，未经夫之同意，妻单独处分个人婚姻财产无效。［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女权运动的深入，提高妇女地位，实现妇女解放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主题。《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通过（1979年）与其在各缔约国的实施（1981年）正是对男女平等思想主题的体现。该公约第四部分要求缔约各国给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并特别强调“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物上对妇女的歧视”，尤其是应在法律上确认“夫妻有相同的个人权利，包括选择姓氏、专业和职业的权利”，确认“配偶双方在财产的所有、取得、经营、享有、处置方面，不论免费的或是收取价值酬报，具有相同的权利”。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党和政府在《宪法》和《婚姻法》等法律中一直提倡和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为更好地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特别制定了《妇女权利保障法》，故从根本法和部门法两个角度规定了夫妻家庭生活的准则。提倡妇女解放、消除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树立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一直是社会工作者奋斗的方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入世的契机，使广大妇女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唤醒广大妇女的自觉、自知、自卫和自醒意识，不仅要从各方面消除实现男女平等过程中的消极因素，更要适时、适度、不间断地宣传平等的思想，真正使妇女从法律上的平等步入实际生活中的平等。
（二）法律基础
从法律层面上看，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生活为目的的，以夫妻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这种结合是一种身份法上的行为，它不应当是双方利益的交换，而应当是主体之间利益的和谐统一，应当视为对本人、对方和家庭、社会的一种责任。双方一旦选择步入婚姻殿堂，其间的权利义务就由法律设定。作为其他法律部门共有的法律渊源和立法基础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体现在《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中就是要保护夫妻之间的平等地位和双方合法权益，"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是婚姻家庭关系立法的指导思想所在，是调整夫妻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探究婚姻关系的内在法律特征，首先在主体上要求缔结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是两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平等主体，只有在他们的意思表示一致基础上才能够组成的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联合体。对外该联合体具有整体的性质，对内夫妻双方并不因为婚姻关系的建立而使各自丧失独立的人格，当事人双方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是夫妻关系存续前提。婚姻关系中平等主体的特性使其属于私法调整的范畴，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此，婚姻关系的调整脱离不了民法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夫妻关系的法律调整应当遵循《民法通则》的一般规定，即当事人只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在不违反社会公德、不影响社会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的条件下，双方不但可以充分地享有意思自治（如夫妻可就双方的财产属性进行约定），而且还享有法律对这种意思自由予以的保护。但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由当事人任意创设、任意更改，破坏了法定的权利义务，就必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对夫妻关系的调整是以假设为前提的，这是一种拟制的权利义务，法律上的权利，必定伴有相应的救济方式，使其在受到损害时得以诉诸公力寻求保护。这种公力的实现不仅靠程序法来保证，更为重要的是靠实体法中侵权条款的规定来使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对受害人实施救济。侵权条款设置的基本前提是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人的存在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夫妻间的侵权主体和侵权行为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果关系的存在也可被证据证明，若此类侵权行为在法律上因无法可循而得不到有效地制止，就社会功效而言会造成人们对法律的失望，会使当事人在得不到法律帮助的情况下采取一些非法化的自我救济途径，从而使社会秩序出现恶性循环、更多人的权益将遭致损失，这不符合立法者在创设婚姻关系调整规范时就夫妻间侵权问题设定以道德及公序良俗进行约制的初衷；就法律制度整体而言，势必存在体系上的缺憾，影响法律完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功能的实现。法律是一套活的运动着的制度，它通过对侵权行为的惩罚，不仅解决了致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又通过对致害人的惩罚反映了公权力对加害行为的否定评价，从而对潜在致害人进行了事前预防。纵览西方国家的民法、婚姻家庭法或侵权法，都有关于侵害配偶权而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有的还相当完备。如《法国民法典》规定，认为妻子不贞而给丈夫造成的精神损失可以金钱计算赔偿。英美法等国家把诱拐、通奸、虐待、离间夫妻感情作为对配偶权的违法侵权行为而规定要负赔偿责任。［1］建立我国的夫妻间损害赔偿体系制度，不仅有他山之石可供借鉴，而且就民事法律的侵权责任体系完善、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秩序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物质基础
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使家庭财富增加，而且也使得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出现了一些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的特征：第一，家庭经济的发达使得夫妻经济上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双方收入的差距由大变小，收入由少变多，各自的经济能力由弱变强；夫妻各自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自己的私房钱，保持自我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可以使夫或妻个人的娱乐、休闲和消费活动有了更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第二，夫妻独立经济能力的提高使得夫妻个人财产的保护意识增强，婚前财产公证以及婚后对财产约定的现象越发普遍。虽然从当今的社会状况来看，夫妻共同财产制是比较符合我国传统的，也符合稳定社会主义家庭关系的需要。但是法律对夫妻共同财产有严格限制：一方面只有在夫妻共同体解体后这种共同拥有的状态才能够结束；另一方面，修订后的《婚姻法》在家庭关系一章中，专门规定了夫妻财产的法定个人财产制和约定制，在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2次会议通过《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的第19条，已彻底否定了婚前个人财产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不恰当立法（当事人自行约定的除外）。受传统思维方式和习俗的影响，国人未完全赤裸裸地在感情与金钱之间建造桥梁，相当一部分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就夫妻财产进行约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实行法定共同所有制和个人财产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约定将财产全部共同所有的诸多不便使得当事人双方选择此种方式者数量颇微；双方当事人约定实行共同财产制之时，不放弃个人财产制方式，既不损伤感情，又不破坏习俗，尚有可供自行支配的财产，比较优劣自然被视为首选；如此分析，现有国情条件下，选择共同财产制与个人财产制并行为绝大多数，他们每一方都有了可属于自己支配、不受他人干预的个人财产。立法者在修订《婚姻法》时，在权衡保护个人利益与保护社会利益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经济发展的趋向，有意将夫妻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分为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两部分进行法律调整，对外注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安全和有序发展；对内双方不仅人格独立，可以完全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而且财产可以个人所有，有可以自己处分的财产，这种可形成实质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的财产制度，可以使当事人对内、对外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从而使夫妻内部之间的侵权损害，受害方要求赔偿的，有了可以执行的物质基础。

三、夫妻侵权责任体系的构建
婚姻法的民法归属性、私法属性决定了夫妻间损害赔偿的性质。法作为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生活的介入和调整，不仅担负着帮助个案当事人解决纠纷、平衡利益的重任，其更为宏观的终极目标乃为实现一种社会预期，从而引导公民建立一套利己又利他的行为模式。按照传统的观念，公法规范是强制性的，私人协议不得变更公法；私法规范具有任意性，私法的意思自治不仅在于确认私权的自主处分性，而且赋予意思自治优先于法律的效力，私法的任意性可以通过当事人单方、双方或多方的意思表示来排斥对公法的适用，避免公力对其的一种武断干涉。在私法体系中，特别是婚姻关系中，要彻底根除法制不健全、实行人治的时代留下的顽症，纠正将夫妻之间的矛盾视为家庭内部矛盾、不用法律即可调试的谬误，在运用民法的一般原理处理共同体内部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纠纷的同时，又要考虑到夫妻之间特殊的亲情关系与伦理性调整的特点，在个人权利的保护中，适当加入公法的渗透，把法律调整的强制性与民事调整的任意性有机结合。构建夫妻侵权责任体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
（一）明确夫妻配偶身份关系，确定配偶权及由配偶权派生出身份权的范围
现行法律有关夫妻间侵权行 为法律责任体系欠缺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明确夫妻间的配偶权，特别是调整具有特定身份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核心法——《婚姻法》，没有明确夫妻的特定身份权利，没有对夫妻这一特殊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权利义务加以涉及，这种立法上的空白使得夫妻关系的法律调整不可避免地出现漏洞。因此，立法者必须正视夫妻人身关系的特殊性，在立法中明确规定配偶权的内容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身份权，为惩罚配偶间侵权行为和救济受害人创造前提条件。
（二）协调法律与道德对配偶关系的调整，确立配偶侵权的法律责任和例外性条款
法律确立配偶间侵权的法律责任，是依法治国和法律平等、公平原则的必然，是婚姻内部配偶间独立平等人格权的强制保障；它体现着公法对私法的渗透，是当事人选择法律途径保护合法权益的根本保证。法律与道德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二者都是通过规范或确立某种原则观念的方法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婚姻关系的伦理性要求配偶之间关系的调整具有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协调性：若过分地依赖道德，容易出现漠视法律、轻视权利的现象；配偶关系中融入了太多的情感因素，若忽视道德的作用，又不利于缔造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氛围和提高婚姻家庭生活质量。因此，法律在制定配偶间侵权责任体系时，应当充分考虑婚姻关系私法的属性，在侵权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时，充分尊重受害当事人的合理请求，适度规定免除加害人民事责任的例外性条款。
（三）确立配偶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
责任承担是以义务的存在为前提，义务的性质受权利性质的制约。配偶间因婚姻而产生的权利和作为平等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性质决定了侵权责任以民事责任的承担为主，主要分为：第一，包括加害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具结悔过，人民法院依据职权强制对加害人训诫等在内的责任方式。第二，赔偿损失，加害人以独立的个人财产对受害人进行物质和精神损害在内的赔偿。第三，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在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时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婚姻关系。
（四）采纳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强制终止制度[1]
对于发生在夫妻双方实行法定婚姻共同财产所有制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如果发生侵权行为、双方又无离婚的意思表示，但又需要依法由一方对他方进行损害赔偿，首先应裁定终止现行的财产关系，改而实行分别财产制并对共有财产实行分割，然后做出并执行赔偿判决。

四、建立夫妻间侵权责任体系的意义
建立夫妻之间侵权责任，既是婚姻关系中法定义务的内在要求，是婚姻关系民法属性的直接反映，又是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构建夫妻侵权责任体系，救济平等关系中弱势一方，不仅具有显著的社会现实作用，而且有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
（一）有利于增强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责任意识以及妇女的独立主体意识，维护文明、稳定、和睦的婚姻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多数女性为了抚育子女、照顾家庭往往放弃了要求与丈夫平等地享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转而由丈夫去充分享有这些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放弃或让渡，固然有经济因素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国仍然有广大的女性尚未完全从夫妻关系中依附地位的传统意识的制约中走出来，“嫁夫从夫”、为家庭牺牲等“夫权意识”旧观念仍然挥之不去，因此，在我国的法律中，常常出现“男女平等”的字样，“男女平等”法律语义的存在就暗含着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存在。一方面，在婚姻关系中权利宣誓性、道德性权利色彩过于浓重，这对于广大深受传统道德教育的妇女来说等于加重其受道德约束的力度，保护她们的独立主体意识和平等意识无异于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婚姻法中关于夫妻间的平等权利维护往往需要借助于刑事法律，也就是说只有当夫妻间平等权利遭到犯罪的危害时，法律的救济作用才能发挥。法律界的一条公理是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但救济能否在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发挥作用，能否将违法民事行为用民事的方式解决，形成民事的惩罚和救济措施，特别是在婚姻关系尚未破裂，当事人只想以民事惩罚措施教育侵权人，使其更加注重合法婚姻存在的意义，更加明确承担法律义务的强制性和严肃性之时，建立夫妻间侵权责任体系既可弥补法律规范之空白，又可探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维护日益觉醒的依法维权意识、维护稳定及和睦婚姻家庭生活、在共同体内部稳固婚姻家庭的积极有效途径。
（二）有利于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等婚姻关系内部的侵权行为
家庭内部事务规范的封闭化的传统立法意识，跟不上多元化社会、开放经济、世界大同的时代步伐，无法满足法治社会权利意识的要求，不利于有效地实施对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就法律的示范作用而言，法律上就夫妻关系调整中不当的宽容反过来会造成对婚姻关系内部侵权行为的纵容，家庭暴力以及遗弃、虐待家庭成员等行为发生后，往往因为社会公力在对家庭内部事务中的救济不利而使得类似行为屡禁不止，这势必产生恶性循环，从而形成助长人们对法律的排斥心理、纵容婚姻关系内部一方侵害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行为肥沃的社会土壤，家庭暴力等极端行为则会愈演愈烈。因此，对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法律调整，在夫妻共同体内部，维护双方当事人独立的人格和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正视原有法律中造成不平等因素存在的机制，使侵权人在违反民事法律的情形下承担必要的民事法律责任，是教育挽救当事人、制止家庭暴力等夫妻间侵权行为的必然要求。
（三）有利于健全救济机制，维护公平、效益原则
人在本质上都是趋利弊害的，如果能够在社会管理者所规定的条件下，从事法律所要求的行为，不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和满足，那么，在多数情况下，他就会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做。人人知法守法而使社会减少违法犯罪就可以将社会管理成本降到最低；在各方均不违法而又有利益损失的情况下，法律必须通过责任和权利的不同配置，牺牲某些社会关系主体的个人利益，从而达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婚姻关系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部分，责任是对平等主体之间权利的最终保护；民事权利的自治性在于它是可以由当事人任意放弃或当权利受到侵害时主张维护的，当权利主体要求保护权利时，法律强制性的优势显而易见，道德调整的软性化无法满足当事人的需求。为有效地阻止夫妻间行为的发生，除加强道德宣传外，法律强制的制约机制必不可少。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



教基〔2004〕10号


　　为推动全国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挥学校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主课堂作用，当前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深入开展学习讨论，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上来

　　组织全国性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组织全体干部教师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意见》的精神实质，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这次大讨论要紧紧围绕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如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针，始终保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正确方向；如何坚持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作为根本目标，不断培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如何坚持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不断促进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如何坚持把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作为根本途径，不断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成效；如何坚持把全党重视、全社会共同参与作为重要举措，不断增强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合力的要求来全面展开。通过学习和讨论，在全国教育系统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牢固树立起教书育人、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首的观念。要广泛动员新闻媒体和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这场大讨论，教育系统的报刊、电视及教育科研机构都要通过开展专题研究、开辟专栏或专题节目等形式，有效组织和引导讨论，广泛宣传科学的教育观、人才观、政绩观，发挥正确舆论导向作用。通过广泛的教育思想大讨论，要让中央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精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深入人心。

　　普遍开展以加强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干部培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要将《意见》的学习作为各级干部和中小学校长、教师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教育部将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专门举办省级教育行政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和地（市）、县级教育局长培训班。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利用培训机构或师范大学，对地（市）、县教育局长和中学校长进行培训。地（市）或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也要普遍开展相应的学习培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培训机构要调整培训计划，采用多种形式，开展以加强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尽快将所有中小学校长、德育课教师轮训一遍。

　　围绕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全国教育系统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准确把握当前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出现的新情况，科学判断青少年学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思想观念的新变化，深入探索加强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新规律。要针对学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在如何提高德育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有效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加快中小学课程改革、积极改进评价与考试制度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上，组织力量加强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尽快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同时，要针对当前社会反映强烈的单亲家庭子女、贫困家庭子女、农村“留守子女”的教育问题，网吧对青少年学生的不良影响问题，校园侵害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的问题等，进行专题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二、突出重点，精心组织，把德育融汇在学校教学环节和学生实际生活之中

　　积极开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落实中宣部和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作为新形势下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深入开展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教育，不断培育青少年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

　　中小学校要把升旗仪式作为开展经常性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认真落实升降国旗制度。中小学校要组织好瞻仰革命圣地、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活动，有条件的学校每年至少要组织学生开展1－2次参观工厂、农村、社区的活动，组织好学生军训、参与社区服务以及夏令营、冬令营活动。初中学生每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间不少于20天，高中学生每年不少于30天。让青少年学生在各种实践活动中，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培育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认真组织“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活动。各地要精心设计活动方案，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在活动月期间，各地中小学校要至少开展一次“从小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的主题班会、队会，参观一次爱国主义展览，观看一部爱国主义影片，聆听革命老人讲一次革命传统故事，并通过主题演讲、知识竞赛、歌咏比赛或文艺演出等形式，组织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中等职业学校要以“弘扬民族精神，树立职业理想”为主题，开展“文明风采”竞赛活动。

　　加强少先队、共青团工作，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重视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工作，将团队工作纳入学校德育工作总体规划和督导评估体系，选派优秀青年教师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学校少先队、共青团组织要发挥优势，利用学生入队、入团及成人仪式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培养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对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情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在学习、生活中发挥表率作用。认真办好中学生业余团校和高中业余党校，积极开展党、团基本知识教育，在高中学生中做好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党员工作。鼓励学生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定期轮流担任班、团、队干部，给更多学生以锻炼的机会，引导学生共同进步。进一步完善中小学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团员、先进集体等各种形式的表彰奖励制度，通过学生身边的榜样，鼓励学生全面发展。

　　坚持不懈地开展文明习惯养成教育，不断提高中小学生道德素养。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措施，指导学校把坚持执行新颁发的《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作为经常性工作。小学重点进行讲文明、讲礼貌、爱劳动、爱集体的教育，养成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中学重点进行遵守校规校纪、法律法规教育，培养学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社会秩序的意识和习惯。在中小学普遍开展诚信教育，培养中小学生诚实待人、守时守信的优良品质。职业学校重点进行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精益求精、服务社会的职业道德教育。今年秋季开学后，各地中小学校要结合新生入学、学生返校，集中对学生进行遵守中小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

　　主动开展网上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文明上网。中小学校要向中小学生开放校内网络设施，并在网上大量提供和不断更新健康向上的内容，为中小学生利用网络接受教育、收集信息、自主学习创设良好的条件。也要鼓励开发和认真遴选一批内容健康、寓教于乐的网络游戏和学习软件，满足中小学校学生文化娱乐的要求。学校的网络环境要坚决屏蔽那些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网络信息，教育学生远离营业性“网吧”和自觉抵制不良信息。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网吧”专项整治工作，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充分利用远程信息技术教育手段，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向边远农村中小学播放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反映祖国建设伟大成就的电影、电视片，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加快中小学德育课的改进和建设，增强思想道德课程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组织编写高质量的中小学德育课教材。根据《意见》的精神，及时修订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和教材；认真组织初中《思想品德》新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实验；集中力量指导编写一套高质量的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有机地统一到教材之中，使教材内容贴近学生思想实际、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贴近学生群体。

　　改进中小学德育课教学的方式和途径。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多采用参与式、启发式、讨论式和研究性学习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把传授知识同陶冶情操、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来，寓教于乐，深入浅出，务求实效。积极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的实践教学活动，注重知行统一，活动前有要求、有准备，活动中能感受、能体验，活动后要总结、要提高。职业学校要结合实训实习，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时事政策和法制教育。要结合国内外的重大事件，适时举办时事政策和形势报告会，使学生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地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的法制意识。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和辅导员的聘任制度，积极推进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青春期教育，有条件的中小学校要开设学生心理辅导咨询室，建立中小学心理健康专兼职骨干教师队伍，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的培训，积极化解学生各种心理问题。广泛开展“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教育和安全教育，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本领。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教育工作，启动“大中城市工读学校建设工程”，促进各地办好工读教育。

　　四、加快课程、教材、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召开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全面部署并加快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抓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一关键环节，充分发挥新一轮课程改革在巩固基础、加强创新、整合课程门类，降低教材难度，鼓励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切实把《意见》提出的要求落到实处。

　　进一步修订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全面推进新课程的实施。根据《意见》要求，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修订，要进一步突出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以及民主法制教育；进一步加强社会实践环节，开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进一步精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切实改变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生活与社会实际。

　　成立国家和省两级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对新课程实施的指导。全面开展对教师的新课程培训。建立学生学业质量监测体系。2005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义务教育新课程。

　　加强教材建设，严格教材审查。中小学教材要充分体现国家的统一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的教材审查制度。各教材出版单位要立即对所出版的中小学教材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坚决杜绝教材出现错误，确保教材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特别是正在使用的中小学语文等学科的教材要增加优秀革命传统教育的有关内容，以保证那些内涵丰富、脍炙人口的革命传统文章、故事进入课堂。要在语文、历史、地理等教材建设中，按照不同学科的特点，有意识地渗透德育内容，使学生广泛了解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感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进一步规范教材选用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干扰教材的正常选用。对选用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违法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中小学校开设的国家课程，严禁使用未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教材，更不得直接使用境外教材。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本省范围内中小学使用的教辅材料进行全面清理和整顿，对存在思想性、科学性问题的教辅材料要严肃查处，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打击滥编乱印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行为。对强迫或变相要求学生统一征订和购买教辅材料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深化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建立正确的政策导向。纠正一些地方存在的以升学率作为唯一标准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做法，制定和完善符合实施素质教育要求的中小学校评价标准和实施办法。要形成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家长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学校评价机制，对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德育工作、课程实施与管理、师德建设、学生团队活动、学生全面成长的情况作全面评价。对学校的评价结果应作为对学校评优和表彰奖励的基本依据。启动学校教育质量评估试点工作。认真总结17个国家课程改革实验区中考改革的经验；继续对全国中考试卷进行评估，不断提高命题工作水平，努力纠正学业考试中出偏题、怪题的现象；组织各省相关人员参加专题研修和培训，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中考改革作好准备。

　　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减负”工作的五项要求。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评价观，不准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小学、初中招生举行选拔考试；坚持认真执行国家课程计划，不准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坚持全面评价学生的发展，不准按考试成绩排队。各地要按照上述五项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决制止各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行为。要加大“五项要求”的宣传，争取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共同推动“减负”工作。一旦发现有继续违反上述规定者，要严加查处。

　　重点对大中城市学生过重负担情况进行专项督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督导部门要在近期重点对辖区内大中城市中小学生学习时间过长、家庭作业过多、休息时间不足、书包越背越重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每学期要对所属各个学校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和学生课业负担情况检查1－2次，对违反规定的要立即整改，并将检查结果在媒体上公布，对社会反映强烈、屡禁不止的地区和学校，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从源头着手，做好“减负”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作为贯彻落实《意见》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全面把握“减负”工作的精神实质，在发扬中华民族勤奋好学、刻苦读书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训练。要倡导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进一步促进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变革，不断提高教师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努力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采取合理调整学校布局、有效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加强校长教师校际交流等措施，努力改造薄弱学校，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积极促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从源头上淡化择校和竞争。

　　五、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教师教书育人水平

　　把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放到教师队伍建设的突出位置。制定《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修订、完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确新时期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努力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举办以“光荣的人民教师”为主题的师德论坛，组织师德报告团，广泛开展师德宣传，深入进行师德教育，进一步提高广大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加强教师职业道德的考核，严格教师队伍的管理，对违背教师职业道德要求、有损教师职业形象的行为，应予批评教育乃至行政处分；对品行不良、侮辱学生、造成恶劣影响者，要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

　　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制定《班主任工作条例》，完善班主任制度，充分发挥班主任在学校德育工作中的骨干作用，使班主任成为令人羡慕的岗位，鼓励优秀教师长期从事班主任工作。召开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总结新形势下班主任工作规律，推广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在教育硕士学历教育中增设中小学德育研究方向，注意招收符合条件的中小学班主任学习深造。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把班主任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大对班主任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班主任的工作水平。把班主任工作经历和业绩作为评聘职称的重要条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班主任的待遇。

　　大力表彰优秀班主任和德育先进工作者。在隆重庆祝第20个教师节、表彰优秀教师之际，表彰一批教书育人取得优异成绩的德育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班主任，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今后每三年教育部将表彰200名全国优秀班主任、100名全国优秀中小学德育课教师、100名全国德育先进工作者和100个全国德育先进集体，在教师队伍中营造浓厚的教书育人、德育为首的氛围。

　　六、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德育工作机制

　　切实加强对学校德育工作的领导。成立全国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和指导大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和安排年度工作时，要把加强学校德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集中学校、专家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对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依据《意见》精神，修订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小学德育纲要和中学德育大纲，制定职业学校德育大纲。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召开全国学校德育工作会议，进行工作部署和检查，总结经验、宣传典型，推动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建立健全学校德育工作的责任制。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负总责，坚决纠正“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现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都要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制定贯彻落实《意见》的实施方案，明确责任，落实到人，精心组织实施。进一步明确校长在学校德育工作中的领导责任。校长要主持制定切实可行的德育实施方案，通过课内外、校内外各种途径，发挥学校主渠道作用，真正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首、注重实效的要求。学校的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把师德建设和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作为重要职责，党员教师要在德育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切实落实学校德育工作的有关保障措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设立学校德育专项经费，建立健全中小学德育工作机构。建立健全校外辅导员制度和家长委员会制度，充分发挥学校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三结合”教育网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动员全社会参与学校德育工作。认真做好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作用。定期对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探索建立学校德育工作的综合考评制度，把重视和做好德育工作并抓出成效作为校长任用、教师晋级、先进评定以及学校整体办学水平评价的重要依据。对工作推动不力、走过场、问题较多的地方，要限期整改，并予以通报批评。

　　学习、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是教育系统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中小学校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切实改进和加强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