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牵动着亿万人心，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牛肉膏、三聚氰胺奶粉……，恶之花遍地泛滥，每一次问题食品的曝光似乎都在考验着公众忍受的极限。“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公信力，因此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甚至《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判死刑，此外还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和整顿，保障食品安全甚至已被写进了2012-2015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上升到人权保障的高度。但遗憾的是，问题食品还是屡禁不止，甚至反而有逾演逾烈之势。公众很愤怒，政府感到很冤枉，这些年明明做了很多工作，但为何却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当前问题食品的大规模泛滥，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日趋分化，道德与自我约束机制失灵，而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尚未建立的必然产物。表面上看，食品安全直接涉及法律及法律的实施，是一个执法不严的问题，深层次探究则直指制度和人心，并非简单地通过一纸法令或执法部门的专项检查所能解决，从法社会学角度来剖析是一个典型的“法令不能改变社会”的问题。

　　一、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一）食品安全的时代背景

　　1.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当前，我们所处住的是一个大量生产的工业化时代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社会进步，但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农业时代，在农业时代自己可以生产所需的大部分甚至所有食品，或者农业社会的熟人社会信任关系足以保证食品的安全。事实上，今天我们不知道自己每天所吃的蔬菜和大米的农药、重金属是否超标？不知道火腿、罐头是否有毒？因为这些知识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公众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范围。因此，如果政府监管缺位，食品领域容易发生假冒伪劣泛滥的结果，严重者甚至会陷入“互相投毒”的囚徒困境。[1]

　　2.全球化背景下小农生产的困境。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数亿的小农被迫卷入市场的洪流。由于自身力量的微薄，大企业压迫小生产者，大型食品企业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农户和下游小企业是普遍的现象，出现质量问题则把处罚风险推向农户和中小供应商。为维护食品价格稳定，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被压低。虽然近年来政府为农民提供各种补贴，但被地方政府和大型加工企业集团层层盘剥，利润微薄，利益驱动下的农民一样会“投毒”。[2]

　　3.消费方式超前于经济水平带来的伪劣商品泛滥。当前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城市化、大众传媒、广告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传递着“文明的”、“时尚的”消费方式，刺激着公众的消费欲望。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东西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差距悬殊，公众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被“拖拽”进入超出其经济能力的消费（例如，红酒、牛奶等食品），城乡结合部、广大农村遂成为伪劣商品泛滥的区域。

　　（二）客观上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并非监管所能解决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所面临的已非一城一池的失守，而是普遍的溃败，有毒食品大规模的泛滥已绝不能仅仅归因于监管不力，因为面临如此的规模，仅凭通过监管来阻却已回天乏力。据学者研究，产生问题食品的原因主要有三种：[3] 1、技术的缺乏和无知引起的食品不安全。如某种添加剂或某种物质，在当下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认为是安全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可能在将来发现这些原本被认为安全的添加剂或物质是有高度风险的。例如，三聚氰胺和瘦肉精最早都曾是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在一些专家对其益处的鼓吹得到了政府认可从而获准推广应用之后，其害处才被受害的公众以及另一些专家揭露出来。2、土壤、水资源污染等人类的行为，通过食物链传递间接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造成污染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带来的困境。改革开放农村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释放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但这种“公有私营制”的缺陷亦明显，由于承包期短，一些地方还经常调整，“无恒产，则无恒心”以及分散式经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的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模式。第二，由于以GDP为导向的畸形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热衷招商引资，一些污染工业在“招商引资”的保护伞下纷纷进军农村，一些农村成为工业污染的重灾区，粮食被污染是必然的结果。3、故意人为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事实上，食品安全并非简单地监管问题，食品监管主要针对的是上述第3种情形，即故意的、人为制造的风险，而对前两类技术风险以及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仅靠食品监管部门所能解决的，甚至很多时候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

　　（三）主观上问题食品泛滥的根源在于权力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单一的权力万能的思维，出了问题即怪政府没有管好。孰不知公权力往往恰恰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政府扩权，社会空间、市民自治领域必然缩小，管制需要巨大的成本，特别是在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管制必然带来权力寻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行政监管越严格，食品卫生问题反而可能会越严重。

　　1.权力的缺位。首先，谈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无法回避“特供”这一长期以来一直隐性存在的制度。我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很多问题必须引起高层的“痛感”和关注才能解决，但“特供”使高层权力缺乏对食品安全问题深切的“痛感”。近年媒体报道，一些政府部门雇人种蔬菜专供机关食堂，这释放出这些政府部门放弃了食品安全严格监管职责的信号。其次，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根源在于执法环节，虽然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工商、卫生、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众多执法机构，但由于这些部门的机制、职能并未理顺，其结果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丽满所指出的那样，“立法保食品安全只是纸上谈兵，执法环节落实不了”。

　　2.权力的越位。（1）权力垄断经济。目前我国整个市场环境非常恶劣，能赚钱的行业大部分已被行政垄断起来，由于缺乏其他良好的投资机会，因此在食品等开放的领域内竞争异常激烈，但是由于高油价及高额路桥费带来高额的物流成本，以及市场的摊位费、超市的进驻费等等，使食品企业经营艰难。为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满足消费者对食品的色香味要求，商家不惜添加有毒的添加剂。众多的大小食品企业造假、劣质事件影射出我们经营环境已经超越了底层的生存压力，不造假、不黑心就经营不下去的地步了。（2）税费过重。税费过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套在经营者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事实上，中国目前可以收取的各种税费如果合法足额交付的话，这个公司或者企业在市场上必然因不堪重负没有竞争力而倒闭，因此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但这又使有关部门掌握了“选择性执法”的“合法伤害权”。近年来由于“金税工程”等税收电子化工程的普遍应用，偷逃税困难了，原税制的高税负问题就凸显了出来，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则为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特别是当前经济持续低迷期间，众多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或处于停工、半停工的状态，政府财政收入吃紧，税务部门遂开始“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实有竭泽而渔之嫌。（3）“罚款经济”驱使有关部门“养鱼执法”。长期以来，一些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财政不全额拨款，要靠“创收”来自行解决，很多监督部门背后，都有一条潜在的执法利益链，这种公权力直接牟利的体制性寻租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罚款经济”。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治化”，监管成了牟利的工具，一些行政机关已从“钓鱼执法”过渡到“养鱼执法”，主动担当犯罪企业的“保护伞”，明码标价出售“违法权”，收取“保护费”。 [4]

　　二、现行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1.治理模式的缺陷。当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上，采取的仍是传统的严刑峻法式立法、运动式执法的模式，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权力主导的专政思维。这种模式看似严厉、声势浩大，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1）《刑法修正案八》在量刑上对食品造假作了严厉的规定，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立法者意图通过严刑峻法刑法威吓的功能，以期收“毕其功于一役”之效。但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作为理性人与经济人，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的角度，制裁所达到的社会效果，通常适用以下公式，即制裁震慑的力度乘以制裁实际发生的概率，如果被查处的概率较低，那就仍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2）长期以来，以高调的政治口号为符号特征的治理，空洞无物的政策宣传，代替了政府部门探索长效治理机制的努力。行政机关食品安全监管监测手段落后，热衷于传统式、突击式、运动式的检查，监管监测工作不能全程化、日常化。[5]往往一次大张旗鼓的“运动式执法”后，不良企业躲过风头，很快死灰复燃。

　　2.价值理念的偏颇。长期以来，一直将效率、稳定的价值置于权利、公平、正义等价值之上。我国一直是将“解决十三亿人吃饭问题”作为政绩来宣传的，传统的观念是，解决十三亿人口温饱是个大问题，至于如何吃好、吃的安全是其次。这种观念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1）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是将该类犯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来处理的，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食品安全对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危害。（2）立法将“政治影响”、“外部形象”、经济效率等的考量放在第一位，导致事实上内外有别的食品标准。[6]（3）对违法企业惩罚过轻，《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也仅仅是区区的十倍，不足以惩戒违法企业。在这样的制裁措施面前，一些人作出了所谓的“理性选择”，即造假或在食品中掺入违法添加物。

　　此外，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一些地方政府只管GDP和维稳，荒废了社会治理。正如笑蜀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的体制框架，可以说主要不是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设计的，在过去，它是为阶级斗争为纲服务；在当下，它主要是为GDP服务，即主要是为所谓发展服务。”[7]由于GDP是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员纷纷开展GDP锦标赛，将“赢利”放到了首位，一切让位于GDP，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公共治理的职能，对于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利益的“利税大户”，极尽保护之能事。[8]更为恶劣的是，一旦当地的食品生产企业的问题曝光，当地政府往往却以“维稳”为借口，封锁消息，甚至干预司法审判。由于企业与官员的违法犯罪成本较低，例如2008年那次所有卷入三聚氰胺事件的政府官员和失职的监管人员，行政处分、降级处理者众，但获刑者少，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风头过后一些被处分的官员又被任用而异地为官，因此法律对违法企业、对监管失察者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3、制度安排的失当。据不完全统计，与食品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00多个，但在监管体制上，多部门、分段管理所带来的低效、扯皮现象一直未有根本改变，涉及到工商、质检、卫生、税收、药监等多个监管部门，这种对公共权力的分割设计，部门之间合作和协作机制的缺失，并没有驱使各监管部门很好地去履行其应有的责任。除了在运动式执法期间这些部门之间会有一些短暂的协作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日常政府治理中常态的合作关系。同样严重的因素还有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现在，各政府监管部门越来越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自利倾向越来越严重，它们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有利可图时，相互争夺管辖权；在无利可图时，则玩起踢皮球的游戏。

　　4、社会被管制的困境。食品安全是具体的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社会、与消费者的共同参与，需要自由的新闻、独立的司法体制，惟如此才能使造假者一经发现即得到及时的曝光受到法律的严惩。事实上，20世纪作为消费者运动的世纪，在西方19、20世纪初亦曾经历过问题食品泛滥的阶段，西方通过消费者运动揭露问题，并逐步通过立法、司法等途径予以解决。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包办一切，事无巨细，政府管了太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务，我国消费者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受到较多的限制，甚至作为消费者组织的消费者协会亦为官方所包办，因此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无法深入人心，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兴起大规模的消费者运动。事事依赖政府，但政府不是万能的，甚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这就是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三、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危机是一种系统性危机，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扭转这种系统性的危机，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应对，而非简单的严刑峻法或是对政府监管抑或对资本逐利的道德批判，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与法治环境下，寄希望生产商血管中流淌“道德的血”更是根本靠不住的。

　　首先，科学的政府定位。政府是公民契约的产物，其存在仅具有为民众服务的工具性价值。解决食品安全，首要前提是必须取消形形色色的“特供”。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和守夜人，政府必须把基本的社会治理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当作自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放弃“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顾一切保增长”的观念，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民众的幸福很简单：生活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增长。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必须回到理性的生存概念，使社会在良性中发展。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与国内食品安全堤坝全面溃败、诸多大超市出售的食品、大品牌甚至“国家免检产品”都已沦陷形成鲜明对照，同样是国内生产，我国出口的食品却鲜见安全问题。[9]由此可见，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泛滥，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食品的生产技术，而在于忽略了社会治理。因此，一方面，应当按照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建立一整套现代国家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和科学行政体制，防止出现权力部门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另一方面，政府地位应当中立，必须从赢利性行业退出，将赢利事业交给社会来做，政府的职责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促成良性市场秩序的形成，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弱势人群的基本生存。

　　其次，建设公民社会。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整个社会的密切整合，如果仅靠执法者自身，便意味着执法系统会不断地扩大，执法成本会越来越高。中国的食品监督主要是政府动员的自上而下的执法模式，这种“政府父爱主义”、“政府动员型”模式的运作成本巨大，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更需要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可持续的社会动员。因此，必须建设公民社会，给社会松绑，切实落实宪法所赋予的神圣的公民权利，保障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使国民可以和平、理性地反映政治和经济诉求。

　　第三，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中国商人之所以敢这么黑心，中国人之所以对公共事务普遍漠不关心，直接原因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但责任与权利是一体两面，很少有人能够在无权利的社会一直承担自己的责任。公民社会是一个权利与责任对等的社会，公民责任感是建立在公正的法律、执法与司法、公平正义为社会主流的基础之上。因此，政府必须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知情权、诉权等合法权利，保障私权，建立强大的私权体系，尤其是强大的消费者主权，保护与支持消费者合法的维权行动。同时，在权利与义务对应的基础上，建立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我监管的连带责任机制。

　　最后，具体的法律、政策方面的对策。（1）反思土地“公有制神话”。目前土地公有制度，产权的不明确，“公有私营制”的模式，容易导致以邻为壑“互相投毒”的“公地悲剧”。适时调整土地所有权制度，至少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证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是十分必要的。（2）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同时严格对农产品的检验。（3）目前环保领域普遍存在“两高一低”，即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企业从“经济人”自利性出发，缺乏自觉守法的动力，必须修改环保法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4）《食品安全法》尽管引入了惩罚性赔偿，但数额仅有十倍的赔偿，应当修改立法，引入上不封顶的惩罚性赔偿。（5）鼓励公众举报食品违法，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重奖。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条件和设立程序规定

(1994年9月1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1994年11月2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39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 明确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 规范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程序,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及在特区设立的各类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变更为公司, 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公司的设立, 必须符合《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本规定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本规定未作规定的, 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二章 设立公司的条件
第一节 发起设立的条件
第四条 发起设立, 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 并依《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办理设立登记而设立公司。
第五条 申请以发起方式设立公司, 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五个以上发起人, 有过半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 其中至少有一人在特区内有住所;
(二)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有外商投资者参与发起设立公司的, 其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其中外商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不得低于公司拟发行股份的25%;
(三)发起人应当认足全部股份;
(四)发起人用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价出资的, 其折合股份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
(五)公司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公司章程应当符合《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的规定, 公司的章程应经全体发起人签名盖章;
(六)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七)经营项目符合国家及特区的产业政策。
第六条 企业通过改组的方式组建公司, 该企业的产权所有者可以以其在被改组企业中的资产作为出资。但作为出资的资产折合股份的金额, 不得超过该企业的现存净资产额。
第七条 设立在特区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可以通过改组方式设立公司, 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企业的各方投资者已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全部缴足出资;
(二)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三)外商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不得低于公司拟发行股份的25%;
(四)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发起设立公司, 发起人应当订立设立公司的协议。
设立公司的协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各发起人的名称或姓名、住所;
(二)拟设立的公司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
(三)公司的注册资本额;
(四)各发起人的出资种类、出资额、出资期限, 折合为股份的比例;
(五)以货币之外的其他财产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的, 办理转移财产权的法定手续的约定;
(六)公司设立费用的摊销办法;
(七)公司设立过程中临时机构的组成和职责要权限; 不设临时机构的, 共同委托承办设立事宜的发起人的名称、住所和授权事项;
(八)发起人违反设立公司的协议, 应对公司及其发起人承担的责任;
(九)公司设立不成时, 各发起人之间的责任分担;
(十)其他约定事项。
设立公司的协议, 应经全体发起人一致同意并签名盖章。
第九条 发起人用作出资的货币可以是人民币, 也可以是可兑换的外币。以可兑换的外币出资的, 应按设立公司的协议的约定, 按缴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
第十条 发起人用作出资的实物, 应当是公司经营所需要的建筑物、机器设备或其他物料。
第十一条 发起人以工业产权或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 应当提交该工业产权或非专利技术的有关资料, 包括专利证书或商标注册证书的复印件及有效状况的证明、工业产权或非专利技术的实用价值资料、作价的计算依据以及由依法核准登记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第十二条 发起人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的, 应当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市政府规章的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发起人约定以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的, 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但作为出资的财产权利全部或部分不能实现时, 发起人应作相应的补偿。
第二节 募集设立的条件
第十四条 募集设立, 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 其余部分股份向社会公开募集而设立公司。
第十五条 申请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 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发起人符合本规定第五条第(一)、(四)、(五)、(六)项规定的条件;
(二)发起人认购的股份达到公司发行股份的35%以上;
(三)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四)经营项目符合国家及特区的产业政策, 预计有稳定的利润来源。
第十六条 企业通过改组的方式募集股份组建公司的,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近三年连续盈利;
(二)上一年末企业的净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不低于30%; 无形资产在净资产中的比例不高于20%。但国家或特区认定的高科技企业, 其无形资产在净资产中的比例, 可按有关规定执行;
(三)原有企业的资产折合股份的金额超过净资产额的, 其差额应由企业的产权所有者追加投资予以补足;
(四)第十五条规定的募集设立公司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国有企业通过改组方式募集股份组建股份有限公司的, 发起人数可以少于5人。但发起人原有净资产折合股份数须达到公司拟发行股份总额的35%以上, 其余部分应当向社会公开募足。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者可以作为募集设立公司的发起人之一, 与中方发起人共同向社会公众募集股份。
第十九条 设立在特区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可以通过改组方式募集股份组建公司。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企业全部净资产额不得低于公司总股本金额的35%;
(二)外商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含向境外公开募集的股份)不得低于公司拟发行股份总额的25%;
(三)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

第三章 设立公司的程序
第一节 发起设立的程序
第二十条 以发起方式设立公司, 发起人在选任董事及监事后, 直接向公司登记机关(即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下同)申请公司的设立登记。
第二十一条 发起人申请公司的设立登记时, 应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或资料:
(一)公司董事长签署的设立公司的申请书;
(二)发起人订立的设立公司的协议;
(三)公司章程;
(四)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五)筹办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
(六)发起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七)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发起人以设备、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的, 由具有法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八)公司主要办事机构办公场所的使用证明;
(九)载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姓名、住所的文件以及有关委派、选举或者聘用的证明;
(十)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
设立经营特定业务的公司,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须经政府主管机关核准的,申请设立登记时, 还应提交政府主管机关的核准文件。
第二十二条 设立公司的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发起人的概况;
(二)拟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以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的文号;
(三)公司资本构成分析;
(四)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要营业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五)资本运用说明;
(六)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 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的姓名、住所;
(七)公司的重要经营管理制度摘要;
(八)其他应载事项。
第二十三条 国有企业申请以改组方式发起设立公司的, 申请人应将改组设立公司的下列文件和资料提交其产权主管单位:
(一)改组设立公司的申请书;
(二)改组方案;
(三)员工持股计划;
(四)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和债权债务清册;
(五)被改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本规定所称产权主管单位, 对市属国有企业, 为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授权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 或具有产权归属关系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对区属国有企业, 为区人民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国有企业以改组方式发起设立公司的程序, 按《深圳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办法》办理。
第二十四条 非国有企业申请以改组方式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 参照本规定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在完成改组的准备工作后, 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申请设立登记:
(一)产权主管单位同意改组的书面决定;
(二)被改组企业资产净值验证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
(三)改组方案;
(四)第二十一条所列的文件和资料。
第二十六条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申请以改组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 除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五条第(二)、(三)项的文件和资料外, 还应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由投资各方签署的合资经营或合作经营协议;
(二)外商投资者的资信状况证明;
(三)各方出资者已按照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全部缴足出资的证明。
第二节 募集设立的秩序
第二十七条 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的, 发起人应当向市证券主管部门提出募集股份的申请, 并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募集股份申请书;
(二)发起人资格证明, 包括发起人的营业执照或商业登记证明复印件、资信证明;
(三)公司章程;
(四)招股说明书;
(五)发起人出资的验资证明;
(六)经营估算书;
(七)代收股款银行的名称及地址;
(八)承销机构的名称及有关的协议;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第二十八条 申请以改组方式募集股份设立公司的, 申请人应向市证券主管部门提出发行股票的申请, 并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以改组方式募集股份的申请书;
(二)被改组企业为国有企业的, 其产权主管单位同意以改组方式募集股份设立公司的决定; 被改组企业为非国有企业的, 其产权所有者同意以改组方式募集股份设立公司的决定;
(三)被改组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市证券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前款文件和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是否同意筹备改组的书面决定并函复申请人。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在完成改组的准备工作后, 除提交第二十八条所列文件和资料外, 还应向市证券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被改组企业的概况;
(二)近三年的经营业绩审计报告, 资产净值验证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
(三)改组方案;
(四)主要经营项目的可行性报告、资金运用计划;
(五)员工持股计划;
(六)第二十七条所列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第三十条 申请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以及以改组方式募集股份设立公司的,市证券主管部门在收到第二十七条或第二十九条所列文件和资料后, 根据国家下达的股票发行计划的情况, 在四十五日内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并报市政府核准后, 批复申请人。
第三十一条 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社会公众募集股份,其程序适用本规定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的规定。

第四章 登 记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申请以发起方式设立公司的, 公司登记机关直接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进行核准, 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设立登记手续。
第三十三条 国有企业申请以改组方式发起设立公司的, 公司登记机关根据产权主管单位和市证券主管部门同意申请人改组的书面决定, 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第三十四条 申请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以及通过改组方式募集股份设立公司的, 申请人在募集股份完成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或变更登记。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公司登记机关、市证券主管部门、产权主管单位可以依据本规定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制定具体的工作规程和配套措施。
第三十六条 申请人对公司登记机关、市证券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作出的不同意申请人申请事项的决定不服的, 或者申请人认为其申请事项符合法定条件而上述行政机关逾期不予答复的, 可以向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 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1月24日